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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史思考 　　一、为什么要提出“反思”的问题 　　提出中国史学上的“反思”问题，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偶然因素: 从史学发展来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必然趋势。 　　20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史学研讨会上，有青年朋友提出这样的论点: 中国史学长于记述，是“记述史学”，而缺乏理论，甚至没有理论。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由于我自己在20 世纪六十年代读研究生时，是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因此难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此发达的中国史学，怎么会没有理论呢? 但是，要说中国史学有自己的理论，那么这个理论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特点? 这些，我在当时还不能作出具体的回答。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用“反思”这个思路来反映中国史学上的几次重要的进展，或许可以勾勒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史学理论方面的发展规律。基于这些想法，我提出了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见解。这就是我说的偶然机会的大致情况。 　　为什么说中国史学上的反思又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呢?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第一，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了一阵子，到了五十年代就变得沉寂了。六十年代初，在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鼓舞下，出现了再次活跃的势头，但不久“文革”开始，又沉寂下去了。“文革“结束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开始出现生机。可以说，几十年中，断断续续，时起时伏，人们在这个领域里，还没有充分的研究和足够的积累来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第二， 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大量的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被引进国门，如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卡尔的《什么是历史?》、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等，受到中国史学界的热切关注。相比之下，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在理论上似乎就显得“苍白”无力了。第三，当人们在“熟读”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时，不由自主地以19 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理论模式来看待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元素。当然，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方法，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是正确的。正是由于这几个方面原因所形成的“合力”，推动着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究，从而作出自己的说明。这些，就是史学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背景和特点 　　中国史学上的反思，是在中国史学有了很大发展和很多积累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两汉时期，司马迁和班固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当时复杂、动荡的政治形势和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史学出现了多途发展的局面，史书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历史著作的数量和种类都大大增多了。到了唐初贞观年间，设馆修史又取得了重大成就，先后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晋书》，以及《南史》、《北史》，当朝实录、国史也在撰述中，还有杂史、家传、传记、谱牒等。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史学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一方面史学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教训和问题。这种客观存在，激发了史学家的思考，加之现实的历史撰述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如唐代史家刘知几所说: “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①刘知几认为，当时史馆“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以至于把修史活动的种种障碍概括为“五不可”②。这使史学家对于这种思考达到了必须作出总结和说明的程度。于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就落在了曾经在武则天、唐中宗时期担任史官的刘知几身上。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的趋势来说，刘知几是开中国史学反思之先河的史学家。刘知几对中国史学的反思，是中国史学上的第一次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中国史学上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史通》这部书，对唐初以前的史学从历史编纂上作了全面的总结，涉及史学家的历史撰述态度和历史撰述方法的许多问题，既概括了成功的经验，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思路开阔、语言犀利，是《史通》的鲜明风格。 　　中国史学上的第二次反思出现于清代前期。其学术背景是，在刘知几之后史学经历了中晚唐、两宋、辽金、元明和清代前期的发展，成果积累和思想积累更加丰富，提出的问题更加深刻，又有《史通》作为反思的前驱，于是出现了章学诚对史学的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一部有系统、有深度的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文史通义》讨论文与史的理论问题，而以讨论史学的理论问题为主。这部著作继承了刘知几的自觉反思的批判精神而又发展了这种精神，它主要是从史学家的历史撰述思想对以往史学作了总结，并着重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见解的认识，从而把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认识提高到理论认识的层面。可以认为，《文史通义》一书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所达到的高峰。 　　中国史学上的第三次反思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