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改革中律师主体性问题的研究_0.docVIP

刑事司法改革中律师主体性问题的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掀开了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十八大以来，刑事司法领域纠正了如张高平叔侄案、呼格吉勒图案等一批典型的冤假错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正在不断地以行动加以践行。对此，我们在感到由衷欣慰的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在一起又一起被纠正的错案中，辩护律师在当时大多做了无罪辩护，而且对证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但是，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为何不被采纳甚至被完全无视? 这种状况反映出刑事司法改革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即辩护律师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到底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事实上，公检法与辩护律师的关系问题，是刑事司法改革中绕不开的一个重要问题。遗憾的是，在当前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公检法都在各自推出相应的举措，却没有看到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一员的身影。换句话说，作为体制外的律师，在司法改革中应当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司法改革的主体参与司法改革。 　　现代刑事法治需要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刑事法治与公民的人身自由密切相关，而人身自由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法定权利的基础。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制度，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体现了国家对生命、自由等人权的尊重。回溯司法改革的进程，我国的辩护制度大体走了“三部曲”:1979 年，我国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才有权委托辩护人;1996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辩护的介入提前，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后有权委托辩护人;2012 年再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从理论应然的角度看，我国以往司法实践中“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但从具体司法操作的实然角度视之，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赵作海之类冤假错案的频发，至少说明在我国某些地区的基层司法活动中辩护制度的缺失、滞后，或辩护作用的弱化。根据曾经的全国律协会长介绍，全国刑事案件律师参与的比例尚不足30%，有的省份仅为12%。全国22 万律师，2010 年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不足3 件。即便是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2013 年全市法院系统共受理一审刑事案件2. 82 万件，仅按一审结案数计算，律师参与率也只有60%，再考虑到各种其他因素的存在，律师刑事案件的实际参与率实际远远达不到60%。实际上，当前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比例过低、刑事辩护制度发展滞后，主要原因无非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对律师制度的功能作用以及律师的职业性质尚未形成共识:有些人认为律师就是包打官司，为了钱不惜替坏人说话;有些司法人员对律师存在偏见，认为律师参与诉讼会影响办案;也有些辩护律师专业水准低，辩护效果差，特别是个别律师丧失职业道德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律师的形象，影响了人们对刑事辩护的评价。二是律师法定权利落实不到位，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和辩护意见不被重视的问题依然存在，律师遭侵权后救济渠道不够畅通，伤害了律师参与辩护的积极性，妨碍了辩护职能的发挥。三是法律规定的援助案件的覆盖面不够大。律师参与率偏低，使许多刑事案件的控辩严重失衡，从而使得案件的公正难以保障。而这种状况又形成恶性循环，越是参与度低，刑事司法环境就越是得不到重视和改善，反过来又进一步降低刑事辩护的参与度。 　　现代刑事案件中的控辩审三者的关系，是一个等边的三角形关系。任何一边的增减，都有可能导致权利关系的变异和案件真相查明的困难。在我国，由于一直盛行国家本位的刑事司法政策，致使代表个体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的权利，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伸展。设立律师辩护权，其宗旨固然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但在此目的之下，律师的工作无疑为法院查明事实真相、正确裁断案件，提供了另一个独特的视角和线索，促使法官兼听则明、辨证思考。所以，律师工作的最终结果，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准确追究犯罪、正确适用法律。 　　既然工作方式虽异而目标相同，那么，充分重视和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就是推动司法公正工作中的应有之义。律师的辩护权，不外乎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鉴定权、申请证人出庭权、质证权、发问权、辩论权，这些权利的本源其实就是嫌疑人自己所拥有的，只是囿于人身自由的局限和专业知识的缺乏，委托由律师行使而已。让这些权利得到充分的施展，不会导致漏掉罪犯，不会加大案件侦查的难度，相反，将会使案件侦查办法和人权保障，得到脱胎换骨般的提升。限制律师的辩护权，就是限制嫌疑人自身拥有的权利，是一种有罪推定的陈腐、落后的思维和做法，应当坚决抛弃。 　　刑事司法改革中律师主体性的制度展开首先，刑事司法改革应当在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