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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庭前全案移送制度的回归分析 　　长期以来，审判形式化己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大垢病，严重损害我国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阻碍法治建设的进程，而全案移送制度被认为是其主要原因，对其进行修改甚至废除，移植西方国家的移送制度是我国法学界探索之路的理想信念。然而，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起诉方式上做了重大修改，即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移送卷宗的方式上回归了1979年的庭前全案移送制度。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立法的倒退?是否加剧审判形式化?其修改的原因是什么?接下来，本文对此予以探讨。 　　一、我国起诉方式的演变过程 　　(一)1979年的庭前全案移送制度与实质审查模式 　　我国是职权主义国家。根据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需要移送所有掌握的案卷。法官庭前阅卷后，认为卷宗达到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证明标准，即可开庭审理，否则法官有权退回检察机关，让其补充侦查。可以看出，1979年实行的起诉方式是庭前全案移送制度加庭前实质审查的模式。 　　1979年的全案移送制度以及实质审查的起诉方式，容易导致法官产生对被告人有罪的庭前预断，庭审流于形式的典型问题。因此，全案移送制度遭到了法学界学者的强烈批评，而废除之声也越演越烈。 　　(二)1996年的限制移送制度与庭前形式审查模式 1979年的全案移送与庭前实质审查致使法官产生对被告人不利的庭前预断，加剧庭审形式化。为避免这一问题,1996年刑事诉讼法借鉴口木和意大利的混合起诉模式，将之前的全案移送的起诉方式，修改为有限移送制度。该制度要求法官庭前不能查阅到所有案卷，且仅形式审查，即只要有指控犯罪事实就应当开庭审理。当时，学者对这一制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可以避兔法官庭前预断，解决审判形式化的现象。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不仅没有实现立法目的，而且还导致了其他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1998年设立的庭后移送制度，架空了限制移送制度。众所周知，1996年设立了限制移送制度，而1998年，六部委通过了规范性法律文件，允许检察机关在庭审后移送全部卷宗给人民法院，即庭后移送制度。受阅卷中心主义的司法文化影响，法官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庭后的阅卷上来，庭审流于形式。这使得之前为阻止法官庭前产生对被告人不利预断的努力付诸东流。第二，限制移送制度引发了“阅卷难”现象1996年的限制移送制度虽然限制了检察机关起诉时移送的案件材料，但是证据的定性是由检察机关来决定。这就决定了辩护方想要查阅到重要性证据是很困难的。由于控辩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辩护方处于被动状态，双方无法在庭审中进行有效的质证和辩论，致使庭审结果倒向公诉方。 　　以上可以看出，庭后移送制度和辩方“阅卷难”问题是架空限制移送制度的两大障碍。只有扫除这两大障碍，才能实现限制移送制度的立法目的，实现庭审实质化。 　　(三)2012年全案移送的回归以及庭审形式化的模式 　　众所周知，1979年的全案移送制度以及1996年的限制移送制度都没有解决我国的庭审形式化问题。而2012年刑事诉讼法却回归了庭前全案移送制度，只是法官庭前对案卷仅形式审查。一方面，有利于法官庭前了解案情，做好庭审准备。根据1996年限制移送制度的相关规定，检控方起诉时只移送部分卷宗，使得法官在庭前不能熟知案件情况，庭审时无法有效主持庭审，致使庭审结果倒向公诉方。法官通过庭审无法形成内心确信，只好依赖庭后对案卷材料的详细阅读，从而作出裁判。另一方面，保障辩方的阅卷权，有利于庭审充分有效举行。1996年限制移送制度，使得辩方在庭前无法查阅到重要的证据，导致在庭审时处于被动的地位，无法进行有效的抗辩。因此，公诉方的证据决定了最终的判决。而恢复庭前案卷移送制度，使得辩护方从侦查阶段到开庭审理前均可查阅全部的案件材料，有利于平衡双方的力量，有利于庭审的有效进行，有利于揭露事实真相，有利于法官作出准确的裁判。 　　二、探析德国庭前全案移送制度与庭审实质化的实现 　　德国的起诉方式也是实行庭前全案移送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却实现的庭审实质化。 　　(一)德国并不避讳法官庭前产生对案件被告人不利的预断 　　法官庭前通过阅卷容易产生对案件被告人不利的预断，是全案移送制度被谩骂的重要原因。一般认为，是庭前预断导致了审判形式化，损害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但是在德国，并不避讳这一预断的产生、其原因是:第一，对法官权威的信任。人民相信法官庭前阅读所有卷宗，可以主导庭审，揭露事实，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相信法官，使得人们不必怀疑法官庭前阅卷而产生对被告人不利的预断，而是相信其在阅卷后更加有效地主导庭审，通过控辩双方有效的较量来形成心证，做出准确的裁判。第二，庭前预断不一定导致庭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