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docVIP

分析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 　　自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发端，至秦汉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体制，对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特征，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然而，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对基层社会究竟产生了什么具体影响，程度如何，以及由此导致的国与民关系的变迁，长期以来相关研究并不多见，仍有待大量的专门研究。 　　笔者注意到，秦汉魏晋编户民角色经历了从“士大夫”向“吏民”的转变，这一变迁与帝国政制的演变密切相关。然而，迄今未见将“士大夫”与编户民联系起来进行讨论的成果。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兼具官僚与知识分子两种角色的士大夫②更为常见，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相比之下，秦汉之际深深打上军功爵制烙印的“士大夫”却鲜有人关注③。关于“吏民”的涵义，目前学界更莫衷一是。一种观点认为，“吏民”中的“吏”是编户齐民之下的特定群体“吏户”，其身份地位是低于编户齐民的依附民①;另一种观点认为，“吏民”是编户齐民中拥有“中家以上”财产的“生活富裕”的特定群体，其身份地位高于一般编户民③。 　　一、从“士大夫”到公乘 “士大夫”一词，在传世文献中习见，其内涵丰富，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涵义。《左传·昭公三十年》载: 　　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军之事于是乎使卿。晋之丧事，敝邑 之间，先君有所助执拂矣。若其不间，虽士、大夫有所不巨礼」获数矣。②这里的“士大夫”为并列结构，指“士”与“大夫”，结合《新书·阶级》所云: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③士、大夫乃公、卿以下的爵位。故《荀子·强国》云:古者明王之举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己博，大功己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①此“士大夫”与“官人”、“庶人”并列，己独立成词。“士大夫益爵”反映了“士大夫”一词脱胎于爵制的事实。 　　士、大夫本为周内爵公卿大夫士最低的两个爵级③。“士大夫”在爵制群体内的地位相对低下，如《荀子·君道》云: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⑥《荀子·正论》云: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P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 势荣。⑦所谓“下贤使之为士大夫”、“下为卿相士大夫”，此“士大夫”为周代统治集团的中下层，在世卿世禄的时代，他们不仅属于文化垄断者，也具有军事义务。在各国战争纷纭的时代，因“士大夫”统治地位相对低下，他们自然成了军队的中下级指挥和直接参战者，是行军作战的中坚力量。这在诸子著作中多有记述，如: 　　因舒军而围之，决晋阳之水以灌之，围晋阳三年。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大 夫赢病。襄子谓张孟谈曰:“粮食医，财力尽，士大夫赢病，吾恐不能守矣!”(《韩非子·十过》)⑧。 　　二、从“吏民”到庶民 　　魏晋时期，爵制意义上的“士大夫”逐渐不被使用，这与秦汉以来爵制尤其是民爵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帝国不再通过爵制实现对编户民的人身控制时，势必会转换另外一种方式贯彻其权力、意志，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分析“吏民”内涵的衍变，有助于探讨汉晋之际帝国塑造基层社会的新手段和由此导致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 “吏民”一词，在古代文献中大量使用，内涵丰富。秦汉魏晋时期，随着制度的变革，社会的变迁，吏民的涵义前后有所变化，所指群体的范围有逐渐缩小的趋势，所属阶层也在不断下移。下而我们尝试对秦汉魏晋文献中出现的“吏民”进行梳理和归纳，探索“吏民”涵义衍化的过程，动态地看待“吏民”涵义的变迁。 秦代，“吏民”为并列结构，指官吏和庶民。如《商君书·定分》云: 　　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①。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 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吏)遇民不修(循)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公(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 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敢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铣。②又如睡虎地秦简《语书》云: 　　廿年(前227)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音夫:……凡法律令者，以教道(导)民，去 其淫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殴(也)。今法律令己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洗)之民不比，是即法(废)主之明法殴(也)，而长邪避(僻)淫失(洗)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故 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毋巨(炬)于罪。今法律令己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比，私好、乡俗之心不变，自从令、以下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