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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逻辑“一”和“多”的辨析 　　逻辑观主要是对逻辑学，包括它背后的逻辑思维的看法与理解。究竟什么是逻辑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涉及到逻辑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所以对于做逻辑学研究的人来说，逻辑观是一个根本性、前提性的问题。逻辑观问题涉及多个方面，其中包括逻辑是“一”还是“多”这个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中，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逻辑的“一”和“多”，也就是逻辑是唯一的还是多样的这个问题，第一次是在冯友兰《lt;中国哲学史gt;审查报告》里提出来的。对于这个问题，学者各持不同意见，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主要的代表是金岳霖和张东荪。 　　金岳霖先生指出: 　　“……没有不同的逻辑，……本人向来主张只有一种逻辑。” 　　“从论理本身方面看来，我们只能有一种论理，……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遍的论理。” 　　从金岳霖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金岳霖先生认为:以逻辑为对象的逻辑学是唯一的，也是普遍的，那就是欧洲逻辑。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逻辑。这种观点就是认为逻辑是“一”的观点的代表。 　　张东荪先生指出: 　　“……没有唯一的逻辑，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 　　“……主要目的在于表明逻辑是跟着文化走的，即因文化的需要逼使人们的思想不得不另有一种联结，所以逻辑的联结是为其背后的文化与概念所左右，而不是逻辑左右文化……所以我主张我们应该更换着眼点:即把逻辑当做文化的产物，用文化来解释逻辑。” 　　从张东荪先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张东荪先生认为:逻辑是文化的产物，是跟着文化走的。又由于有多种文化的存在，所以没有唯一的逻辑，西方逻辑不是人类唯一的共同工具，存在各种不同的逻辑。这种观点就是认为逻辑是“多”的观点的代表。 　　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逻辑是“一”还是“多”这个问题，也就是讨论逻辑是否可以多元并存，这个问题表现为有没有基于不同文化的逻辑学。崔清田认为逻辑是“一”还是“多”这个问题是逻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与依据，也是逻辑与文化问题讨论内容的一部分。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子书研究的复活以及中国各界渴求西学、向西方学习，这些原因组合到一起，在西学背景下重新阐释中国学术，就提出了中国和西方的逻辑是否相同这个问题。崔清田主张中国古代有逻辑，持一种逻辑与文化相联系的多元逻辑观。这种观点否定以欧洲逻辑为唯一合理的、普遍适用不同民族与文化背景之中的“唯一的逻辑”，是对唯一性逻辑的否定。对于这种逻辑与文化相联系的多元逻辑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 　　一、系统文化观的依据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或者说是一个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之中，包含着很多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逻辑是其中一个要素。对于任何一个系统而言，它的存在都是以各要素为基础和前提。这个系统内的要素也只有在系统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包含逻辑在内的各种文化要素是文化这个系统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样，作为文化系统要素之一的逻辑只有在文化这个系统之中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意义，离开文化系统便会难以生存。这是根据系统论文化观提出来的观点，只要我们承认，各个要素是由系统的整体来制约的，各个要素对系统是一个基础，没有要素就没有系统，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否认逻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二、逻辑学的对象和性质提供的依据 　　1.逻辑学对象提供的依据 　　一门学科究竟是什么，是由它的研究对象来决定的。逻辑学是研究逻辑的学问，而逻辑又可以认为是对思维的一种思维。逻辑是作为思维结构的一种分析以及表达结构的一种分析，但是表达结构里面思维又被结合着。结合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崔清田把逻辑学定义为关于推理一般模式的学问。推理一般模式不是指推理过程中实质性的含有思想内容的推理，而是从多个相似的推理过程当中抽出来的一个一般模式。只要这个学术思想已经达到推理一般模式的程度，我们就说是有逻辑学了。如果认为逻辑是“一”，即认为只有欧洲的论理，也就是欧洲传统演绎逻辑是逻辑时，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就被等同于了演绎。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证实逻辑思维并不局限于演绎，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那么，欧洲传统演绎逻辑的唯一性就不能够成立。事实上，实际的逻辑思维活动至少有这么几种:第一、探索发现的逻辑。在现实生活中，科学假说的提出很少是演绎的。通过对一个现象的反复观察和探索提出科学假说是常用的途径。第二、科学证明的逻辑。这就是指亚里士多德讲的由真的前提通过必然的规则、推论的过程得出真的结论。第三、说明的逻辑。第四、论证(论辩)的逻辑。现实中的实践活动有各个方面，这就要求有适应各个方面的逻辑思维过程去满足各种实践活动的需要。欧洲传统演绎逻辑的主要内容是证明的推理，也就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