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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建史观探讨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思想使命 为什么要讨论历史观 每当社会转型处于关键性的节点之时，历史观的争执和历史观的重建就会成为重大理论命题浮现出来，其原因在于，重塑史观意味着争取对于现实和未来的解释权，意味着争夺合法性。中外历史中都不缺乏此种先例，比如中国传统中的“正统论”、西方传统上启蒙史观和基督教史观的斗争。 对中国而言，历史观尤其重要。因为严格而言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但却有着悠久的经史文化传统，经史不仅反映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也发挥着安顿人心的作用。每当经历巨大变动的时候，中国人首先想的是要重新解释历史，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现处何地，然后向何处去？比如说董仲舒以《春秋》来重新解释大一统，司马迁的《史记》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史观，它告诉当时的民众，华夏文明从黄帝开始，浩荡三千年，并且把周围的异族都解释为三皇五帝的子孙，由此文化脉络得以确立。到了唐宋变革之际，宋儒面临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重建历史观问题。在中国，史观替代了西方的宗教和哲学的任务。 今天，中国在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取得长足进步，但未来的方向却并不明朗，左中右各派争论激烈，社会处于分裂状态。近些年，重温传统成为一种趋势，在民间，各种形式的文化保守主义纷纷出现，“国学热”、“儒学热”渐入高潮；官方则试图以民族主义叙事、民族复兴叙事来统和社会思潮，也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找寻资源。在此背景之下，《文化纵横》杂志2014年2月刊，发表了“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面对传统文化”一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较大反响，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为此，修远基金会组织了“变革世界中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专题研讨会，会议秉持立足今天、面向历史的思想立场，并指出，今天我们需要梳理160年的近代历史，以及其中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借以确立新的价值和意识形态。这种梳理，不应以一种主义否定其他主义为前提，而应该以通三统的方式对它们加以重新解释。立足今天，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思考新的历史观的可能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解决21世纪的内外之变和生产形态之变。 讨论历史观的两个基本维度：内外之变和生产形态之变 在今天，讨论历史观，应遵循两个基本的问题框架，一个是内外之变，一个是生产形态之变。 内外之变是中国经史传统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意识，即由于“中国”空间性的扩展带来的对“华夏”历史的重新理解和解释。每当内外关系发生重大变迁，原有的政统合法性就需要重新叙述。比如说，周对商的取代带来的华夏地区的扩大导致“天下”观念的出现，导致三代传说的兴盛。而在西汉的经学中，要处理东西关系（崤山东西），要处理封建与郡县关系，涉及后来对南方的开发，还必须处理西南夷问题，这就意味着要重新叙述历史，重新解释大一统。“正统论”、“华夷之辨”等经典命题都与内外之变密切相连。 生产形态之变，则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模式将人类带入现代世界之后凸显的问题意识。在近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观革命”的过程，其突出特征是生产形态的变革对历史的影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从此，循环往复的王朝史观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从晚清开始，“开眼看世界”的学人们，从关注边疆史地、关注中西异同，到逐步意识到经济的巨大作用。到了20世纪30年代，讨论社会形态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开始以经济为杠杆来理解社会变迁。当时的基本历史意识是，不管抱持何种政治立场，都应该认识到，生产形态的变化是引发社会形态变化的根本原因。生产方式分析、阶级分析、社会结构分析成为主流的分析方法。不同思潮的辩论实际上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中轴来进行的。 历史观重建需要回应内外之变和生产形态之变两个维度的问题，不同时代的回应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其内在结构则是一脉相承的。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强烈挑战，中国知识分子在重建史观上的努力，集中体现在三种思潮的复杂互动过程中，即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来自苏俄的社会主义思潮，以及本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之间的斗争和消长。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观斗争：三种思潮的消长 自由主义思潮在19世纪末期就进入中国，从自由主义的历史使命来看，其对个体权利的强调对于重建社会秩序和重新组织生产形态是有建设意义的。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长期没有意识到要把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中国历史加以结合。这与自由主义本身的特点相关。启蒙时代的自由观念本身是拒绝历史的，它以普世主义的世界图景为基本前提。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自由主义才逐渐引入历史、引入社会结构的观念，黑格尔更是以《历史哲学》为自由奠定历史基础。在自由主义内部，也一直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