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威政治到农民合作社参与的民主政治的研究、.docVIP

从权威政治到农民合作社参与的民主政治的研究、 　　一、引言 　　千百年来，世世代代都要依赖土地的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层[1]。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村委会选举对于推进中国乡村政治的民主化与法治化意义深远。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取消农业税之前的这段时期内，我国的村委会选举并不规范[2]，多数村庄的领导人都由乡镇任命或推荐，成为政府在村庄中的代理人。由于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这些村庄领导人任期长久，集中了村庄大小事务的决策权，在村中形成了“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威政治。文章以甘肃、青海、宁夏等西北地区18 个村庄的调查资料为基础，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分析村民自治推行前20 多年村委会选举徒具形式并形成村庄权威政治的原因，研究取消农业税、人口政策改变、村民权利意识变化等环境变化与县乡政府在村委会选举中角色转换的关系，观察农民合作社等新兴主体作为行动者参与选举的特点。 　　在Kathleen Thelen 和Sven Steinmo 看来，历史制度主义从中观层面搭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以整合政治历史的一般格局，并用政治、经济发展的质变来解释这个格局[3]。多民族、多宗教信仰、人口基数大的国情使中国村庄的村情呈现出复杂化的特点，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能够从中观层面清晰地展现村委会选举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解释旧制度下权威政治如何存续，以及怎样的环境变化蕴育了行动者，从而为村治注入新的血液使得旧制度终结，规范的村委会选举在村庄中推行，因而旧制度、环境变化、行动者这三个要素成为我们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探索村委会选举变迁过程的主要线索。 　　二、旧制度: 村庄的权威政治 　　历史制度主义通过对特殊历史节点的研究来解构旧制度的形成[4]。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家能够有效地从农村汲取资源，相伴而生的是政府需要对上级绝对忠诚的村干部。20 世纪80 年代初，中国的民主选举从最基层的村庄起步，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大量关注和研究。然而，县乡政府这一时期并没有动力认真执行村民自治的政策和法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徒有其表，这是因为虽然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为了顺利实现征收农业税和推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县乡政府必须挑选愿意忠实执行政府政策的村干部，并赋予这些村干部足够的权威，因而形成了村庄权威政治，使村两委--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成为政府行政权威在村庄的延伸。 　　( 一) 村庄权威政府的基础 　　从开始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至取消农业税，这一时期基层政府在农村的主要工作有两项，即征收各种税费和完成计划生育任务，被总结为“催粮要款、刮宫流产”。 　　1. 征收农业税 　　征收农业税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掠夺式交易，正是这种交易的存在使得国家设立了庞大的乡镇官僚机构[5]。人民公社解体后，由于包产到户，政府无法直接从村集体整体上收取“公粮”，而需要从一家家农户收取农业税。经过1994 年中央财政改革，乡镇政府财政紧张，其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征收的税费，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少制度性约束，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以及村组织加征了各种费用。根据1999 年农业部对全国6 省12 县820 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农民人均负担量在100 元左右，约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其中农业税、三提五统和集资收费分别占负担量的29% 、58%、13%[6]。 　　随着附加于农业税的各种“摊派”、“集资收费”越来越多，为了保证税费的征收，乡镇纵容和庇护村干部以搭车收费、变卖公产等方式获取灰色利益[7]，政府与农户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1990年代末期，媒体上不断出现农民负担过重而造成的农民自杀或集体上访事件。江西省波阳县高家岭镇积谷村曾发生长达三年的农民抗交农业税事件，该村自1998 年年底以来拒交农业税，并多次与前来征税的村干部发生冲突[8]。这一方面显示了因为征收各种税费，农民与政府冲突的激烈程度; 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当时的村干部是政府征收税费的配合者和执行者。这一时期的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是几年后税费改革全面启动的直接原因。 　　2. 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 　　1980 年9 月2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明确指出解决人口增长过快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极为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各级政府将人口增长控制的指标层层分解，严厉督促下级政府贯彻落实。1982 年，湖南省常德市率先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此后，全国各地开始相继效仿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基层干部、领导不得不把严厉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当作仕途的生命线。由于上级对计划生育指标完成情况的持续压力，县乡官员和村干部往往用粗暴的方式开展工作，强制村民终止妊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