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历史主义视野中的历史写作论历史叙事与叙事结构.docVIP

从新历史主义视野中的历史写作论历史叙事与叙事结构 　　一、历史叙事与叙事结构 　　“叙事与其被当作一种再现的形式，不如被视为一种谈论(无论是实在的还是虚构的)事件的方式。”川把历史视为一种叙事是新历史主义的特点，也是一种历史研究的延续。新历史主义从产生起就呈现出体系的复杂、内涵的多义等特点，从中可以看到与诸多理论话语微妙的渊源承继关系。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历史学家寻求的是整个西方历史模式的转换，于是他们书写的历史就是为了例证他们所发现的各种模式。比如，西方启蒙运动以后形成的历史观，宣扬因果论、决定论、目的论、总体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叙述政治史、民族国家史的宏大叙事。20世纪西方后现代社会文化兴起以后，历史研究的中心由政治史、民族国家史逐渐演变为社会文化史，大写的政治风云、英雄叙事为小写的世俗生活、民俗风情所取代，在那些为传统宏大叙事淹没、压抑的叙事边缘，文化唯物主义促成了社会文化史的生烦之“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学家如何讲述故事-他们发现的哪些事件具有历史新闻价值，值得在他们的故事中提及-这依赖于他们特定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义务)、他们的道德视角，以及联系于某个特定学科分支的兴趣。” 　　历史由此失去了统一的叙事范式，而表现为叙事策略的差异。福柯在历史“考古学”的研究中，研究了知识话语、权力关系，他认为不同时期的历史认知型(episteme)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因果或承继关系，一种认识型是从另一种认识型所未加关注的空间处生长出来的。因此，他只对观念史中的裂缝、碎片和非连续性感兴哑“新历史派以此为纲，辅以差异与断裂法则，展开对传统史学整体模式的冲击。而作为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干脆把文本叙述形式当成文本意义的起点与终点。他否定意义的终极性，倡导意义的游戏性。认为文本世界是开放、无限的世界，文本通过阐释，可以不断消解结构、符号，重建文本，把无限性、开放性不断延伸下去。德里达并没有彻底丢弃历史性的概念，他否定的是寻求历史终极价值和本体论基础，正如他也没有放弃解构的肯定性意义一样。在解构的差异性序列中，有一种剩余的意义重新铭写在差异之中，解构主义提出的不是终结区别，不是使意义成为读者所创造的非确定性，“意义是由豁贴过程产生，言语行为，无论是严肃的还是非严肃的，都是豁贴。结构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回归历史的终极性，而在于历史的阐释过程的任意性与差异J险。 　　后现代叙述话语对新历史主义提供了启发，成为其历史阐释的起点，影响了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在怀特看来“历史是一种叙事的论述，其内容是想象/杜撰的与发现的成分参半”。历史存在于叙事之中，对历史的分析阐释即是对历史叙事话语的分析阐释。历史本身是通过叙述构成的，而且被构成的历史叙述中深藏着一种诗意的“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只有这种“深层的结构性内容”才是历史真正要宣示的东西。怀特在他的幻己史学》选择了19世纪的史学来进行实证分析，提取他希望得到的结构要素。 　　怀特认为，每一位历史学家编纂的文本都会表现出他自己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是多个结构模式之间的特殊组合。而他的《元史学》中包含的内容“既提供了史学思想演进过程中一个特定时期的发展报告，也提出了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为此，怀特把叙事话语分为五个结构层次，即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论证式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在怀特看来，编年史和故事是历史叙事的原始因素。编年史通常有一个主题，并且有讲故事的趋向和冲动，但因缺少故事所需的细节和结局，所以并不是完整的历史叙事。怀特说:“历史故事追溯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从开始(临时的)约束的一个序列的事件，而编年史则不要求这样做。严格地讲，编年史是开放的，它们从原则上讲没有开头……没有高潮或者结局，能不停地讲述下去。”与历史著作中的历史事实相比，编年史较少人工过滤，因而比史书中的事实似乎更接近过去真实。相比之下，历史书籍中的历史事实经过了筛选、编排和解释后，己经与它们原来的样子大不相同，但他们却是具备了细节、冲突、结局等叙事功能，体现出历史叙事者的历史意识。 　　因此，历史著作对历史事实的叙述行为是一种叙事虚构行为，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具有一样的虚构性质。也因此，编年史本质是一种非因果性陈述的历史事实记录，由于缺少叙事功能，因而并不能构成对历史的解释模式。为了更好地说明历史如何成为叙事，怀特区分了历史事实与历史事件的不同。他认为，历史事件是实际发生的单个事件。而历史事实则经过叙事者加工整理，并以一种虚构或概念的修辞方式联结起来成为历史叙事对象。历史学家把编年史中的事件划分为不同意义的等级，并使这些事件成为叙事结构的部件，发挥各自的叙事建构功能。通过事件发生、发展和转折之情节、场景的叙事从而形成叙事完整的因果链条，使历史事件具有了故事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