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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以来中西史学理论比较史研究 　　在近现代历史学发展历程中，史学理论研究承担的任务是对历史学实践及其本质进行反思。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承担的任务更为艰巨，它以分析中国和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为基础，目的却是要在综合比较研究中，开拓出中国史学发展的新道路。 　　中国和西方都有很多学者有兴趣对中西史学进行比较研究，但更多的学者来自东方。20世纪以来，在这个领域中卓有成就的学者有梁启超、李大钊、胡适、何炳松、柳治微、余英时、杜维运、汪荣祖、何兆武、朱本源、刘家和等史家。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史学理论的兴趣，可以说是晚近之事，最集中的表现是沥史与理论》杂志过去10余年来的作为。葛朗特.哈代、耶尔恩.吕森是其中的主要推动者。1996年该刊专号《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和2007年该刊有关中西史学比较的论坛《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思维》，①代表了国际史学界对于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的大致水平。 　　对于20世纪以来国内中西史学比较的综述#39;险研究，张越撰《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开展与深化》和李勇撰(“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回顾》②两篇论文，梳理了自1902年梁启超撰《新史学》以降中国史家在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主流脉络，给人启发。但遗憾的是，纵览群著，严格意义上的与“中西史学理论比较”这一主题相吻合的作品。 　　一、以西律中，重目的方法之比 　　梁启超在(}fr史鄂“史学之界说”中云“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③若学问类型合“往而不这，、“进而无极”，则称历史学。任公以空间、时间区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自然科学如一圆圈，而历史学如一螺线，前者体全，后者体亏，据此理可知历史之真相。任公此论是以西学背景为依托而界定历史学。19世纪以来，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相对而论述知识之类型，是西欧思想界之能事，其中尤以德国学人为甚。既然(s}ff史学》在史学之范畴与范围这样的史学之根本问题上，以西学所区分之知识类型为依据，可想而知，新史学对于旧史学，实乃西方史学与中国史。 　　以上诸人对于西方史学的理解，多局限于以实证主义或实用主义为根基的那种史学，它们均以模仿自然科学方法为宗旨;唯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中，贯注了历史主义之灵魂于其中。然而，在西方视野下，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史学家们对于中国史学的反思，不外乎对于史学实践之目的和方法的关注。当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国贫民弱的原因之一乃是中国史学没有完成类似于西方史学完成了的凝聚民族之功时，更加深了他们对于史学方法改造和西化的愿望。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史学研究也无形中被一种救亡的精神包裹着，在理论上模仿西方便是最主要的表现，也是最直接的反应。 　　二、借西释中，重概念史观之比 　　从梁启超最初对于中国史学的否定，到胡适认可中西学术有类似科学方法而只是运用材料有异，再到李思纯、何炳松承认中国史学中存在着不逊于西史名家倡导的科学方法，只稍欠系统化和综合化，或被当今崇西学的后人所遗忘;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己经看到前辈史家在西方学术的背景下，对于中国史学的不断反思和不断定位，也给予中国史学越来越多的肯定。当这种肯定试图超越史学实践之功用与方法的范畴时，中西史学城，泳世，可谓奉神法天也。一以基督教义绳史，一以儒家伦理绳史，皆以义谛入史，名成史观。”①书中此类比较，俯首即拾，而被用来阐释中国古代史学概念的西方例证，也并不限于某个时代，而是取自上迄古希腊，②下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整个史学传统。这种以中国传统史学概念系统为中心，融中西古今、史法、史观为一体的比较研究，的确为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表现手法。 　　鉴于汪氏《史传通说》的写作是针对汉语世界，此书在比较中西史学之外，更着意为读者提供一种融通中外、参验古今之法，以西为鉴、以古为鉴，重塑自我，以辟世界性新史学之道，助启盛世中国之门。 　　三、求异志同，重思维类型之比 　　20世纪下半叶，对于中国大陆史家而言，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之可行，要较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史家来得晚些，如朱本源、何兆武、刘家和等人，均进行过此类尝试。与前述余英时、杜维运、汪H荣祖的研究相比，大陆这几位史家或许因为他们均有中国传统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这两方面的训练，更注重从历史思维方面入手来理解中西史学理论之异同，并容易采用“同”中之“异”和“屏”中之“同”的辩证法来思考作为史学理论的一般性问题。而在西方，美国学者哈代、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等人也在为寻求某种跨文化的普遍性历史思维，介入了对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 　　此时，我们注意到中西史学理论比较史中的两种情形:其一，从目的(史学之功用)和方法的比较，到概念、史观的比较，再到历史思维类型的比较，本身就显露出其中存在着一个从分析到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