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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给中国人类学带来的机遇 　　2013年6月26日-27日，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主办、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周永明教授主持的“全球化与中国人类学”国际高级论坛 （Advanced Forum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ese Anthropology”） 在重庆大学文字斋召开。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德国马普学会社会人类学研究所、荷兰莱顿大学、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所、云南大学、台湾大学、云南中医学院的约二十名著名人类学家聚集一堂，探讨中国人类学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中国崛起背景语境中，如何为剖析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作出贡献。 　　周永明教授认为，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深远的影响。自从30多年前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不仅逐渐融入到全球化市场中去，并且在最近几年中成为最重要的全球化力量之一，在中国和其他各国之间的资本、人口和思想的流动也逐步加快、加深。这种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巨大变化，给中国人类学的研究范畴、方法、概念和理论框架等方面带来诸多挑战。鉴于人类学学科特别适用于诠释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周永明教授指出，当前的中国人类学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当前国内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城市化、现代化；各类自然灾害对社会和公众的影响；新筑公路给居民生活带来的改变；温州商人在意大利开设工厂；大量中国工人涌入非洲开矿等社会现象，为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对象，也使得灾害人类学、公共健康人类学、资源人类学、跨境人类学及海外民族志等研究有了天然的田野调查机会。 　　会议主要就以下四个方面作了深入和富有成效的研讨。、 　　一、全球化环境中的跨境移民 　　自全球化伊始，资本和文化的交流总是伴随着人口流动，因此跨境移民也成为全球化中国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荷兰莱顿大学彭轲教授的题目为“移民、全球化和国家：中国在欧洲和非洲的近期发展”。在他看来，中国是国际移民的重要输出国，移居国外的中国人不仅数量多，而且几乎遍布各行各业，使得世界成了中国人的空间。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移民的新趋势，比如云南民族大学沈海梅教授的发言题目是： “‘外国新娘’：全球化中国的亚洲女性跨国移民”。她认为目前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跨国移民的目的地，尤其是亚洲其他国家的女性们正在成为中国劳务市场和婚姻市场的主力军之一。比如，菲律宾佣人开始出现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而中国性别比率失调也导致一些中国男性从俄罗斯、朝鲜、越南、老挝和缅甸等国家购买“外国新娘”。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外国新娘”许多通过非法及非正常途径留在中国。她们普遍缺乏教育和谋生技能，也面临着歧视和文化差异，这些问题都给当前的中国移民政策和法律法规带来挑战。台湾中研院民族所所长、研究员黄树民也注意到台湾已在近二十年来从一个人口输出地转变为移民接收地。在他的发言报告“跨国人口流动和台湾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中， 他提出了台湾跨境人口流动的两大趋势，即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和婚姻伴侣，并分析了人口流动的历史趋势，不同机构和组织的对应，以及提议应该如何消除民众对移民的负面偏见。香港中文大学麦高登教授的研究对象则是常年居住在广州的非洲商贩。他饱含激情地演讲了他的题目“广州非洲商贩的前景与问题：我们何时能见到中国的奥巴马？”他指出虽然有很多非洲商贩在当地居住了很长时间，但他们却很难把广州当成“家”。因为语言差异、商业欺骗、移民障碍等原因，使得他们很难真正融入中国社会。中国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何明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边境的跨国人口流动”，他分别从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时间段介绍了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的边境跨国流动人口情况，并对从东南亚迁入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人口进行分类。他指出边境地区的居民通过对祖籍国和邻国的国家政治格局、生活条件等进行比较，在祖籍国的推力和相邻国拉力的双向作用之下，他们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跨国流动。 　　二、全球化中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海外华人社区 　　在海外投资一直是中国政府和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方式之一。莅会的人类学家也对海外华人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周永明教授的研究“‘第二中国’在‘第三意大利’：普拉多华人的宗教组织”，反驳了众多西方研究把海外的中国人单纯的看作经济动物的偏见。他指出海外中国人的社区远比经济人的假说复杂得多，是一个集不同阶层、文化、地区、族群和宗教信仰的社会群体，分工明确且有机结合。他通过在意大利中部小城普拉托的田野调查，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人在海外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动；并以普拉托的“普华寺”为例，讲解了中国式宗教场所的兼顾精神信仰与世俗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