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与“义”.docVIP

“利”与“义”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描述的虽是天下人来来往往争相追逐货殖之利的热闹场面，但用来概括战国社会生活中人们对财富的追慕，亦妥妥帖帖。 　　中国社会经过春秋时代近三百年的酝酿，终于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改革与开放的时代，这个时代在制度、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展露出了新气象。由于战国群雄并立，彼此争战不已，因此，各国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为了富国强兵，而纷纷在制度上进行变法改革，有雄心的君主们都有一个强国梦：魏国任用李悝进行变法，楚国任用吴起进行变法，韩国任用申不害进行改革，齐国用邹忌进行改革，秦国则任用商鞅作为变法的总设计师。 　　各国的变法与改革，首先催生了官僚制度，其最大特点表现在官员的选任上。在这之前的春秋时代为贵族政治，各级官职都由诸侯、卿、大夫、士这些等级分明的贵族担任，并赐封他们土地及其人民，遂成“世官世禄”，世袭的贵族们担任各级官职并享有所封采邑的收入，势位与财富一体，普通平民虽有才能也无由染指――血缘才是硬道理；但战国时，君主不再以血缘而是以才能来选任官员，商鞅变法规定，过去的贵族若无能力建立功勋将不再被承认是贵族，爵位与封赏只赐予那些能在战场上砍下敌人脑袋的人。更重要的是，被选任的官员不再像春秋时代那样被赐予土地与人民，而是施行俸禄制――给他们发工资，例如在秦国，工资最少的，“岁俸不满百石”，即年薪还不到一百石，多的则可达五六百石。《荀子?议兵篇》中称这种方法为“佣徒鬻卖之道”，也就是说君主和臣下之间变成了一种雇佣买卖关系，正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篇》中所说的“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这一制度的先进性在于，从此作为雇主的国君可以随时让那些政绩不佳、考核不及格的官吏走人，对那些卖力的臣子，则赏以闪亮的黄金作为奖励。这样君主可以最大程度地控制臣下，更灵活地选贤任能，把官僚的任用和罢免权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其次，制度上的变革，尤其是其中有关生产和经济的制度变革，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李悝提出了“尽地力之教”的措施，商鞅制定了大力提倡农业耕织的政策，再加上战国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因此，更多的粮食被生产出来。“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吕氏春秋?上农》），这使得当时的粮食和社会财富，已可以用来养活更多可以不从事农业生产的“闲人”。随着物资的丰富与财富的积累，商业活动在战国时期也兴盛起来，一些地区的人“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史记?苏秦列传》）。拥有巨大财富的商人富可敌国，势力可与王侯抗礼。经济与商业的发展，亦带来了人口的流动和思想的繁荣，于是有一部分人开始从事思想与知识的生产，他们成为被称为“士”的这一阶层的主体。 　　战国新的士阶层的产生，与春秋贵族等级社会的解体、战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彼此流动，都直接相关。“士”原本隶属于统治阶层，是贵族中最低的一级，但在春秋末期，贵族政治衰落，“士”阶层出现了上下流动的现象。一方面没落的贵族及其后裔失去了官爵和封邑，只能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生存，沦落为士；另一方面由于学术、教育在民间起，思想与知识不再为贵族所垄断，使得普通的平民也能借此获取富贵，上升为士阶层。这一阶层，广义上虽也包含侠士、术士之类，但主体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历史上被称为“诸子”。 　　战国变革的滚滚潮流，给这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比以前更多、更宽阔的追求富贵的途径。官员选拔任免制度的变革，为普通人提供了通过仕宦而获取富贵的机会。面对君主俸禄的召唤，面对权势与财富的诱惑，身负思想与知识的士人阶层，对仕宦之“利”的态度却人各不同。商鞅离开魏国求仕于秦国，为了得到秦孝公的任用，一方面结交阉人景监，另一方面向孝公倾其所怀之货――帝道、王道和霸道，多次察言观色后投孝公所好，遂将霸道高价贩卖出去。然而细读《史记?商君列传》，可知商君本意原不以霸道为尚，但在利禄之前竟尽弃己说。此后，商鞅带兵与魏国交战，竟然利用他过去与魏国统帅公子?的朋友之信，欺杀魏军，背信弃义。在商鞅看来，只要有“利”，就可以不择手段去攫取。商鞅也确实达到了目的，不仅封邑十五，而且在秦国为官，秦人畏之甚于畏君，势位富贵可谓极矣！作为法家的另一人物韩非，对商鞅之道也十分认同，还进一步发展了“好利”理论，他认为好利是人的天性，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只剩下了利益关系：“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韩非子?备内》）韩非认为不仅一般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即便是父子、夫妻、君臣之间也是如此，彼此之间都是功利算计的利益关系：“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 　　然而，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