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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名义下的权力胜利 2015年6月26日，华盛顿，白宫亮起彩虹灯光，庆祝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同性婚姻合法 　　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裁定禁止同性婚姻的州法违宪。至此，美国成为全球第21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以约翰?罗伯茨为首席大法官的这一届最高法院已经多次出现了5：4的表决――4名由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与4名由民主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在一系列问题上形成4：4的僵局，最终的胜负取决于摇摆的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 　　虽然为了争取中间选民，美国两党的施政理念日渐趋同。但至少在口头上，大的政治分歧尚在，我们大约可将之理解为公权力与私权利之争――民主党主张大政府高税收， 以便为民众提供更好的福利保障，而共和党则对一个强势政府心存疑虑，主张小政府低税收。也就是说，民主党信奉更多的政府，共和党信奉更多的自由放任。那按我们中国人的理解，民主党就是左派，共和党就是右派。而在美国的语境下，民主党被称为自由派，共和党被称为保守派。 　　多年来，包括美国人自己也一直普遍存在着一个误解：主张高福利、大政府的民主党，更关心穷人的福祉。而保守的共和党则对穷人冷血无情，自私自利，缺乏社会责任感。连共和党的小布什，竞选口号都改成了“一个道德的保守主义者”，意思是我和传统的冷血共和党不一样，我是“热血共和党”。 但是《经济学人》杂志纽约分部总编马修?比绍所做的调查让美国人自己也大吃一惊：在相同收入条件下，一个“冷血的共和党”，慈善捐款额比一个“心怀苍生的民主党”高出37%;同样， 他们也比民主党人更加热心于公益和社区公共事物。 　　打个比方：一个民主党人、一个共和党人，收入都是1000块。民主党建议政府多收50块钱的税来搞全民医保，共和党不肯。按人数投票后，民主党获胜，50块的税被收走了，现在两个人只剩下950块。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是那个不情愿交税的共和党人，又自愿地拿出更多的钱去帮助穷人。 　　“心怀苍生”的左派，喜欢强迫别人和自己一起多交税，却不愿意自愿掏腰包搞慈善。这样的现象，不仅出现在美国，在欧洲、在中国，也都是一样。 　　究其原因，我觉得左派的朋友们对人性持悲观的态度，认为如果给个体以选 择的自由，社会将退化到霍布斯所描述的“一切人与一切人作战”的丛林社会，故需要利维坦对卑劣的人类施以管制;而右派的朋友们则对人性持乐观的态度。他们信奉康德，认为行善乃是个人的责任。就是说，左派要求个体向公权力让渡更多的私权利，强迫所有人公平地承担更多的义务，以便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而右派则以个人责任为要务，那么既然要承担责任，自愿的状态就必不可少。因为如果没有选择的自由，责任就无从谈起。就好比食堂里只有馒头这一种食品可买，那你声称你喜欢吃馒头就毫无意义一样。故而，右派对向公权力让渡私权利深恶痛绝。在他们看来，这不是多收几十块钱税的问题，而是，私权利被剥夺之后，他们丧失了主动承担责任的能力，从而也就丧失了作为一个个体对同类表达善意和证成自我的机会。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左）和肯尼迪大法官 　　我无意对左右两派的优劣做评判。这种深刻的分歧，或许只是源于对人性悲观或乐观的看法。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争执也无法消弭，一如甜粽咸粽之争。 大法官们的分歧 　　这样的分歧，在美国最高法院，则表现为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保守主义之争――民主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去解释宪法，要充当改良社会的急先锋。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则倾向于以原教旨的态度去解释宪法，守住司法部门的本分，作为惟一有权解释宪法的机构，以自我克制的态度维系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平衡。 　　然而讽剌的是，美国最高法院最积极的司法能动主义时期，却是发生在由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的厄尔?沃伦首席大法官时代。在厄尔?沃伦时期，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比如布朗案、米兰达案、吉迪恩案等，强力推动了少数族裔的平权运动，并极大地改善了贫穷被告面对公权力时被动无助的局面。这一系列判决，深刻而迅速地改变了美国社会，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最高法院开了频频越位干涉司法和行政的恶劣先例，以至于保守的艾森豪威尔多次顿足捶胸地说：“对沃伦的任命是我一生中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 　　这一次在同性婚姻案中投下决定性一票，并执笔多数意见判词的肯尼迪大法官，也是由共和党总统里根任命的。这并不是他的第一次“叛变”。但这一次“叛变”，却导致了最强烈的争议，也引发了包括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内的少数派的强烈愤慨。罗伯茨们的异议充满了愤怒、冷嘲热讽和尖酸刻薄，很多话说是人身攻击都并不过分。这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这一次争吵，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节制主义的老生常谈仍然是主旋律。但是反对方的用语，却是前所未有的激烈。斯卡利亚大法官开宗明义就说：“对我而言，重要的并不是这个法律怎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