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琳：漫漫戏路人生.docVIP

朱琳：漫漫戏路人生 　　三年前，北京人艺编剧何冀平在创作话剧《甲子园》时，根本没有预料到，这部戏最后竟能促成包括朱琳、蓝天野、郑榕、朱旭在内的人艺六位久未出山的“老戏骨”同台演出。尽管剧本是纪念人艺60年的应景之作，故事也只是简单地讲述北京市井生活里一群老人的老宅院生活，但演出现场，观众仍然把整个首都剧场坐得满满当当。90岁高龄的朱琳所扮演的“王奶奶”，只有短短5分钟戏份，上台前也只需简单抹点口红。但在排练时，每天8点，朱琳会准时出现在化妆间，通过闭路电视看自己曾经同伴的表演。她说：“我90岁了，想要给自己留个纪念。” 　　2015年7月7日，朱琳离世，《甲子园》成了她的谢幕之作。 从“戏剧大学”到人艺《雷雨》 　　朱琳出生在江苏梅州一个贫寒之家，母亲在当地教会做事。从三四岁开始，朱琳就跟随母亲去教堂做礼拜，学唱赞美诗。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朱琳就读的淮阴师范学校被迫停课，年仅14岁的朱琳加入了抗日宣传队演剧队，一路辗转到西南地区演出。朱琳形容那段时期为自己的“戏剧大学”：敌军天天轰炸，他们也不钻防空洞，带上书包跑到树林里看书，跟队里邀请的舞蹈家吴晓邦学习形体控制，跟指挥家何士德来练声。在抗战演剧队，演出场地通常是开阔的广场，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的条件下要让成百上千的观众听清楚台词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久而久之，队员们发明了“用一大摞书压在肚子上”、“把筷子压在舌头上”等方法来练习，让嗓音变得洪亮。 　　与丈夫刁光覃也是在那个时候便相识了。同在一个演剧队，刁光覃比她大8岁，两人在一个驻地走廊支起的小屋里结了婚。解放战争开始后，在国统区的演剧队被撤离、疏散，刁光覃被派往北京，而朱琳则被导演洪深介绍到上海拍电影。当时的上海大同电影企业公司是一家私营公司，尽管有田汉、欧阳倩予、洪深等艺术家参与其中，但公司想赚钱，通常是戏稍微一排就匆匆开拍，朱琳对那时自己拍的片子很不满意，此后也一直对电影没有兴趣。 　　1950年，丈夫刁光覃的一封信把朱琳召唤到了北京。刚来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挤在棉花胡同中央戏剧学院的一间宿舍里，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后，朱琳跟着丈夫刁光覃一起调入，随之搬到了史家胡同56号的“人艺大院”。 　　虽然现在门牌已变成了20号，大部分人都已搬离，但蓝天野依然对曾经的56号记忆犹新：“院子很大，从史家胡同一直通到对面的干面胡同，好几个院子，住了150多户。我住在外面新建的一个院子，朱琳一家住里头。日常排练就在不远处的灯市口，后来又转到了史家胡同里一个新建的排练厅，那会儿人艺的戏都在那里排，正式演出是在东安门的儿童剧场。” 　　当年在《雷雨》里跟朱琳搭档扮演周朴园的郑榕也记得清楚极了。“那会儿夏天演《雷雨》，为了凉快就把剧场的门窗都打开，台上下大雨打雷，外面也下大雨打雷，交相呼应，我们在台上都感受到，特别有意思。” 　　当时曹禺为人艺院长，焦菊隐为剧院总导演，剧院提倡“真实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艺术思想，在话剧《龙须沟》大获成功之后，剧院决定排《雷雨》。朱琳在里头扮演鲁侍萍。为了扮演好这个角色，除去案头工作，朱琳还到了当时住在东四六条的朱启钤先生家中体验生活。朱家是世家，1949年后仍在一段时间内保留了若干过去的生活形态。朱琳每天去他家找一位年龄小的姨太太聊天，她原来是家里的丫鬟，后来被收了房，这种经历跟《雷雨》中的鲁侍萍非常相近。 　　朱琳在《创作札记――我所扮演的鲁侍萍》里写，为演这个角色她流了不少泪。《雷雨》一共演了300场，有观众问她：“一个戏，你演了那么多场，总说一样的台词，演同样的情节，不觉得腻烦吗？”也有青年演员疑惑：“一个戏，连续演很多场，如何保持新鲜感？”朱琳从来不会对这种所谓的“重复”感到厌倦――只要在舞台上一丝不苟，就能尝到认真甜头。比如在《雷雨》第二幕中，当鲁侍萍看到30年前的旧照片时，内心震动却又要竭力掩饰，为了不让站在身边的女儿四凤察觉自己的异常。有一回，朱琳突然回头看了一眼四凤，下意识、即兴的，但这一眼却使朱琳产生了一个内心独白：“凤儿多像我年轻的时候啊……”眼前的四凤和年轻的自己交织，巨大的痛苦和恐惧扑面而来。这一真实的感受，使得心里活动更细腻了。 “郭派青衣”与外国老妇 　　人艺里每个老演员都有自己的独特气质。男演员里，蓝天野被公认比较明星范儿，而朱琳在女演员里是有贵族气质的――她1.65米的身高，身材匀称，额头饱满，鼻梁挺直，明眸皓齿，再加上本身嗓音条件的优势，具备了成为“好角儿”的全部条件。 　　1959年焦菊隐先生排《蔡文姬》，是人艺50年代开始探索中国话剧民族化的一个延续。话剧民族化，按照焦虑菊隐先生的话来说，是要让“话剧艺术试着学习戏曲的形式与程式”，两者融会贯通。在尝试之初，“有大批人反对，不愿意干，但是朱琳转过来了，而且找了一些戏曲大师跟着学”。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