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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甫，背着土地行走 　　人物简介：李佩甫，1953年生于河南许昌。1984年毕业于河南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国家一级作家。历任《莽原》杂志副主编，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协主席等职。代表作有《羊的门》《城的灯》《李氏家族》等，2015年8月16日凭作品《生命册》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8月16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当天，李佩甫与往常一样，上午关闭手机，在家中写作。中午时分，他开机后接到河南省作协秘书长乔叶的电话，通知他的作品《生命册》获奖了。李佩甫问：“是吗？”乔叶说：“是。”“真不真？”“准确。” 　　李佩甫的追问是因为，在从事文学创作的38年中，他获得过各类奖项，唯独与茅盾文学奖总是擦身而过。对于获奖，说完全不在意并不真实，“文学早已变成我的一种生活，得不得奖都要在这条路上继续。得奖会更高兴，是个鼓励鞭策呗。” 　　老牛破车，干些自己想做的事儿 　　《环球人物》记者去采访李佩甫时，茅盾文学奖已揭晓12天。他依旧上午写作，约记者下午到他位于郑州金水区的寓所。小区颇有年头，临街，很不起眼。推门进去，几只陈旧的布沙发，吱嘎作响的椅子，屋里到处散乱着书和文学杂志。给李佩甫拍照时，他四下看看，有点不好意思：“屋子太乱了。” 　　李佩甫身材修长，面庞瘦削，一件略显宽大的白衬衣，扎进灰色西裤中，脚上趿拉着一双蓝拖鞋，烟不离手。“老牛拉破车”，是他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自嘲，每当有人问他身体或创作情况，他都会这样说。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找到写作方向，李佩甫的笔下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原这块土地。在获茅盾文学奖的《生命册》中，主人公“我”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被村里3000双眼睛所注视。这个吃百家饭长大的乡村孤儿，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进入省城，当了大学教师，他希望摆脱农村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城里人”，无奈一直有同村人来求他办事，老姑父更不时传来要求“我”为村人办事的指示性纸条，让力量弱小的“我”痛苦不堪，在现实的困顿和爱情的憧憬面前，“我”毅然接受大学同学“骆驼”的召唤，辞职成为“北漂”枪手、股市操盘手，后来当上一家上市公司的负责人。而“骆驼”则在欲望和贪婪的膨胀中走向毁灭。 　　长达38万字的书中，既有对20世纪后半期几次政治运动中乡民或迎合或拒绝或游离的生存境况的描摹，亦有对乡人“逃离”农村，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诱惑面前坚守与迷失的书写。有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是李佩甫的生命之作。 2015年6月10日，贾平凹和李佩甫（右）在郑州围绕乡土中国展开了一场对话。 　　从2008年开始着手，到2012年完成出版，创作历时4年。仅小说开头“我是一粒种子”这句话，李佩甫就花了一年时间寻找灵感。在那一年里，他回到老家许昌的村庄，走走转转，吃了好几箱方便面。“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乡村已经不是原来记忆中的那样了。有一天早上9点我围着村子转了一圈，3000人的大村子，一个人都没碰到，只碰到一条狗。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村里剩下的都是老人。和记忆中乡村的强烈对比，让我目瞪口呆，并深深思索。我于是开始动笔。” 　　他也曾想过这样的开头：“孩子，我今年54岁了，有些话得跟你说说了。趁着天上的雷还没有打下来，我要告诉你，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后来他觉得“孩子”太具象了，而书中实际上是内心独白式的精神流、思想流，“是50年对家乡、对自己、对土地的反思，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对开头的推敲，将李佩甫的文学苦修风格展露无遗。他曾告诉文学评论家何弘，“顿悟的最终比不过苦修的。在大的时间概念里，任何聪明都不起作用。”李佩甫有散步的习惯，“很多个晚上，我穿越大街小巷，像狼一样在各个街头徘徊，想写好作品，想找好素材，想找好方向，这种状态持续了很多年。” 　　苦苦的寻觅中，快乐也更显浓烈，“写得顺时，比如很多细节的涌现，找到了特别准确的词语，自己会有种指甲开花的感觉。”他边说边向《环球人物》记者欢快地指指自己的手指头。 　　除了开头“种子”的比喻，李佩甫在书中写了很多种植物。“我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的。”平原上几十种树，他都认真研究过，这样的土地为什么生长这样的树木、植物，这些树为什么离开土地之后变形。“我发现，平原上的植物是‘小中求活、败中求生’的，它可以任人践踏，但生生不息”，李佩甫意味深长地告诉记者，“这些植物特性正是这片土地上人的特性。” 　　拯救我、清洗我的是书 　　同书中的主人公一样，李佩甫对豫中平原也有着永难割断的熟稔和牵绊。 　　他1953年出生在许昌一个工人家庭，成长在一座底层工人聚集的大杂院，“这里的生存方式极为粗粝，我几乎每天都在詈骂和争吵声中醒来……但同时又有着温情、仗义、善良的这么一院人。” 　　上世纪50年代生人是命运多舛的一代，赶上了大灾荒、“文革”等所有残酷的生活。“六七岁上小学时，我每礼拜六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