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德兼备，以德为先.docVIP

才德兼备，以德为先 　　“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作为干部选拔的标准和原则，现在已是众所周知、耳熟能详；但这一用人思想，并不是现代才有的，而是古已有之。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在这个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 　　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对任人唯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他们将能不能得天下、能不能治天下的关键，正确地归结为能不能尊贤用贤。古人的智慧还不限于此，他们明白，贤人不是抽象的，贤人是有标准的。他们在指出用贤重要性的同时，也在不断探讨贤人需要具备的素质条件，以及应如何掌握这些素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等等。 　　古人在论述人才的素质条件时，从先秦开始，就已注意从品德和才能两个大的方面来考虑问题了，并相继提出了“既知（智）且仁”“才行俱兼”（“行”在这里是品行的意思）“才行兼备”“才德兼优”等概念。不仅如此，古人还非常明确，并相当科学地论述了“德”与“才”之间的关系，先后提出了“德”为“才之帅”，用人以“德行为先”（“德行”即道德品行）“德行为首”“以德为本”等概念。这些概念与我们现在关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提法，完全是一个意思。 　　1 　　战国末期的荀子（约前313―前238）对用人标准有过这样的论述：“对那些虽然才智出众而品德不好的人，决不可重用；对品德虽好但缺乏才智的人，也不可重用；那些既有才智而且品德又好的人，才是君主之宝啊，他们能辅佐君主成就王霸之业。”这段话已经把德才兼备的用人思想表达得十分清楚，其中“既有才智而且品德又好”（原文是“既知且仁”），应该就是“德才兼备”这一概念的源头。 　　好的思想一旦产生，就会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先秦时期提出的正确用人标准，秦汉之后得以继续发展，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运用德才兼备的标准来衡量用人得失。 　　2 　　唐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身边大臣说过一段有关用人的话，堪称精辟，他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理。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最后这句话讲的是任用标准，唐太宗认为用人应以德行和学识二者为主要依据，这与“德才兼备”的精神完全一致。 　　宋代对于德才标准的认识，已经相当全面和辩证，其中尤以司马光的论述为最佳；司马光的论述又以对德才关系的论述为最善。司马光认为，首先要弄清才与德是不同的，由于人们弄不清二者的区别，不论是有德还是有才，一律认作贤人，所以在用人上往往失误。司马光的认识可谓深刻，这种德才不分、以才代德的认识误区现在也还存在，所谓“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就是一种表现。既然德、才不能混淆，那么什么是才，什么是德呢？司马光认为：“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聪慧、明察、刚强、坚毅这一类素质属于“才”，心术端正、诚实正直、中庸适度（不走极端）、宽和仁爱这一类素质属于“德”。对于德、才之间的关系，司马光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概括：“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意思是：才是德的依托，德是才的统帅。讲得可谓深刻而辩证。司马光又说：“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就是说，选拔人才应当首先看他的行为品德，其次看他的学识理论，再次是看他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最后看他的文学水平等。司马光指出当时选拔人才只重文辞的做法是不对的。在距今九百多年的时代，司马光能对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讲得这样深透，特别是明确提出了“德”为“才之帅”、用人以“德行为先”的思想，不能不令人叹服。 　　3 　　金世宗是金代一位比较英明的君主，有“小尧舜”之誉，史称其“知吏治之得失”。他曾对宰相们说：“一个人如果有干事的能力，固然是难得的人才，但是不如德行好的人更为优秀。” 　　元朝初年，由于很多蒙古贵族大臣崇武轻文，讨厌儒士，所以几十年内未开科举。仁宗即位后，才命令程钜夫等几位大臣研究出台了科举办法。仁宗在诏书里说：“选拔人才‘宜以德行为首’，考试应该以经学理论水平为先，文字水平次之。文章浮华无实，我是不取的。”从诏书里可以看出，元代统治者也是懂得“才德兼备，以德为首”这一用人原则的。有意思的是，元代在选拔吏员（主要是机关文书辅助工作人员）工作中对“才德兼备”的运用和把握更有特色。自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以来，各代录用官员主要通过科举考试进行，极少再从吏员中选拔。但元代和明初（受元代影响）则将选拔吏员作为录用官员的一条重要途径。此外，元代高级机关的吏员也多从基层机关的吏员中选拔。当然，儒士也是官员和高级吏员的来源之一。当时吏和儒是互不服气的，吏指儒为不识时务之书生，儒诋吏为不通古今之俗子。大臣郑介夫上书建议：“儒不通吏，则为腐儒；吏不通儒，则为俗吏。必儒吏兼通，而后可以莅政临民。”必须是儒吏兼通者才能做官。皇帝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