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docVIP

“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明朝夏原吉，以其公忠体国，历为朱元璋、建文帝、明成祖朱棣以及明仁宗等器重和信任。夏原吉负责审阅刑部每年提交的死刑犯材料，经他批阅后，奏报皇帝，人犯就可以砍头了。夏原吉每当审阅此类文件，整夜整夜在书房叹息徘徊，睡不着觉，神态颓丧凄惨。夫人问何故，他长叹一声：刚才我批阅的，是秋决要杀头的死刑犯名单。这一笔下去，死生两分。人之犯罪，原由很多，其中必有可怜悯同情者，一经批准，罪犯固当死，亦必然寡人妻、孤人子……“是以惨沮不忍下也。” 　　古代掌司法刑狱大权的士大夫，多数有这种民胞物与的情怀，因而在司法中，态度非常谨慎，即便执行最严苛的法律，也会自觉做到慎刑，不枉法滥杀。这种情怀和态度，也是对司法中容易贪赃枉法的俗吏的制约。明朝松江府知府赵豫，有个外号“明日太守”。每见民众气势汹汹到衙门告状打官司，赵知府头都不抬：“明日来！”每每如此，有人问，您为什么这样？赵豫说：许多打官司的人，都是出于一时的愤怒纷争，你让他们过个一天两天的，自己就能想通许多事儿，“经宿气平”，旁边亲友邻居也会劝解，这样许多问题就不那么急了，不急，就会少了许多诉讼和怨恨。官府负责受理百姓诉讼，但不能成为诉讼者相互攻击、报仇的渠道和工具，应尽量化繁难为简易，而不是像俗吏那样闻到血腥则喜，继而百般罗织，左右牵扯，使人深陷诉讼。 　　民胞物与的情怀，如果仅仅是一味轻刑慎杀，则又拘腐了。遇到一些棘手的案件，别人内怀偷私之心，对案件和人犯踟蹰犹豫、瞻顾不决，士君子恰恰能果敢决绝，使繁难变简易。同样是明朝，王守仁任刑部主事，有个拖延了十多年的杀人案件，人犯都审理过了，只是一直在押，谁也不敢去执行处决这个犯人。此犯人姓陈，仗着父亲在军中任要职，寸功未立，却早早地就担任地方军区指挥之职，且嗜欲贪利，猖獗滥杀，有一次竟然残忍地私自处死了十八名无辜的军人。陈指挥被押在狱中，照样猖狂不驯，放言自己很快就会出狱，因为已经十年了，差不多朝廷也该遇有什么大事大赦天下了。他这样揣测有他的道理，因为明朝的皇帝活得都不长，万一老皇帝死，新皇帝登基，必大赦天下，人犯就自然能获得赦免。这种算计，大概当时的其他人也能想到，但绝不敢说出口。王守仁一看见这个案子的卷宗，立让刑部执行死刑。当时，各种官员都来求情，说：王大人，这个案子拖了这么久，陈某一直没死，就是有许多老领导关照过，在您这个位子上的前任大人们，都给自己留了后路，杀了陈指挥，弄不好会给自己惹麻烦;不急着杀他，只是依照前例，自己什么事儿也没有。王守仁坚决不允，力主立即执行。陈指挥临刑，大骂王守仁：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不会放过你！王守仁笑了：你一个人算什么！阴曹地府有十八个冤魂等着你哩，一进去就给打趴下了。 　　陈指挥被砍头，当时无论是官场还是百姓，仿佛松了一口气，个个欢欣不已。后人评价王守仁的手段，真圣贤的担当气魄，“居法司，不可不彻此理”。 　　比王守仁还早的朱熹，更高明。朱熹帅潭，即在那时长沙这个地方当行政长官，朝廷发生了变故：太上皇宋孝宗驾崩，光宗有病退位，丞相赵汝愚等立嘉王赵扩为帝，并给多位重要的封疆大吏事先秘密通报。朱熹也接到了赵丞相的密信。但跟别的地方官员不同的是，朱熹将赵丞相的密信读完就藏到袖筒里，没有准备迎接朝廷传达新皇登基诏书的钦差，而是立即升堂，问：咱们潭州牢狱中，还有多少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得知有十八名。朱熹下令：都给我提出来，立即押赴刑场砍头！ 　　刚刚将这十八名罪大恶极的死刑犯杀完，朝廷传达新皇登基的钦差就到了，大赦天下。朱熹的英明，就在于他能判断形势，不愿意让这些罪大恶极的死刑犯沾溉新皇大赦天下的隆恩，因而抢在大赦诏书到达之前，先把事儿办了。 　　朱熹、王守仁这样的手段，在当今一些缺乏民胞物与情怀、只知技术法律和法律技术、成天叫嚷着废除死刑的人看来，是不爱惜人的生命云云。更有一些学者妄人，进而纷纷质疑孔子诛杀少正卯，以其为以言获罪的开端。至晚近拘腐之人，甚至百般考证孔子并未诛杀少正卯。尤为可笑者，亦有考据彼时的“诛”，并非杀，而是口诛云云。如此，对于孔子诛杀少正卯，现代人能理解的就更少了。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才七天，就将长期在鲁国以伪言蛊惑学生的少正卯给杀了，且曝尸三日。当时，连孔子的学生子贡都不解――“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其实，比孔子更早诛杀少正卯这类人的，是前辈的圣人：“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是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