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docVIP

“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 　　对待传统文化有两种态度，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中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照着讲”，就是固本溯源，把握本质，依据古代圣贤的本初意蕴，实现真实性把握和传承；“接着讲”就是在把握经典本蕴的前提下，直面时代问题，回应时代呼声，这样才能接地气、有人气。本文拟从“接着讲”的角度探讨君子文化的时代性转化。 　　能够实现君子文化时代性转化的原因，一是时代的要求。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丰富的物质财富和匮乏的精神追求形成的巨大反差，倡导精神追求，就成了时代的要求。二是君子文化自身发展的本质要求。君子形象穿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根本在于“君子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品质。君子的时代精神正是我们实现时代性转化的基本目标。 　　一是君子培养目的的转化。传统儒家君子的目的是“学而优则仕”。君子国里的君子，不仅有道德学问，还有富贵功名。君子们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修齐治平”都要通过仕途来实现。孔子欲将士人培养成仕人，做官必须是好人这应该充分肯定。但其培养君子的最终目的不是如何做人，而是如何做官。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影响至深与这种价值取向不无关系。如今，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自由发展的人成了君子文化的时代目标和历史使命。君子的社会身份正由臣民转变为公民，社会成员人格完全平等，“人本位”取代“官本位”，道德君子也悄然转变为人格君子，健全向上、全面发展的君子人格的树立使君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标识和新符号。从做官到做人，衡量君子的角度也从官品变为人品，“立德、立功、立言”转变为“立人”。 　　二是君子阶层范围的转化。两千多年前，孔子对君子概念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他把君子有位且有德的标准转变为有德且有学，大大扩大了君子的社会基础。自孔子始，读书之士皆可修为君子，“贵族君子”变成了“士人君子”，君子从传统的“高贵之人”变成了“高尚之人”，君子文化亦从“贵族文化”转化为“精英文化”。当今，君子文化的本质主体上仍为精英文化，但亦有大众文化的要素。因为社会性质变了，时代标准变了，“六亿神州尽尧舜”，人人皆可为君子。每一个社会成员，只要愿意成为君子，只要具有健全人格，都将得到君子文化的滋养，自我修炼为君子。有德且有格，即可为君子，当代君子具有高贵、高尚、高雅的人格特征。因此，我们推进君子文化的发展，既要重传统君子亦要重时代君子；既要重儒家君子亦要重民间君子；既要重精英君子亦要重大众君子；既要重道德君子亦要重人格君子。 　　三是君子理念内涵的转化。君子文化之所以能流行千年而活力不减，就在于其与时俱进的本质。当今，君子文化的理念内涵也将出现新的转化和发展。 　　先说义利观。义利观是君子文化的核心观念，也是君子小人的分野。传统义利观强调“义以为上”“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形成了社会的主流价值理念，但在“照着讲”的过程中绝对化的倾向很明显。“何必曰利？”（孟子语），“正其义不谋其利”（董仲舒语），“计利则害义”（程颐语）等就有偏颇。有些观念则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扩展其新的内涵，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周易文言》：“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利的本质是义之和，讲和谐有利，施利于他物，就符合义。细想起来，没有不与义联系的利，也没有不含利的抽象的义，义利既对立又统一。 　　其次，要回到孔子“见利思义”的本质上来。义和利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必须从整体上把握，但见利思义并非不讲利。见利思义，就是要处理好己利与他利、私利与公利的关系，既承认利他亦承认自利；既承认公利亦承认私利。自利是合理的，利公是应该的，利他是高尚的。自利是基础但应有度，利公必须人人顾及，利他应大力提倡。这就是“利物足以和义”的完整理解。圣人没有私利，小人只讲私利，作为君子，则要求公利大于私利，利己顾及利他。对己无害，对他无害，对公无害之利就是见利思义的基本要求；对己有利，对他有利，对公有利，则是利物和义的高级表现，真正实现了“利而不害”的“天之道”。 　　再次，君子喻于义，又要喻于利，全面体现了义利的统一性和转化性。这种统一性既体现为见利思义，又体现为义利并重。这是一种新时代的价值观，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是社会主义道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始终将社会责任、公共利益放在心头，回报社会、关爱他人，为社会和谐出力。义利的相互转化，则表现在有了一定的利益基础，“以财发身”、义举善行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和赞赏，这也是个人利益的增进；而符合义的规定的求利行为，也会最终增加社会的财富和劳动，有助于社会和谐，这种求利行为也转化为“义”的壮举，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再说争让观。“君子不争”，是君子显著特征之一，西方文化的本质是竞争文化，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则是礼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