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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精神共和国” 　　摘 要：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的著作《欢乐之家》描绘了一位处在上层社会边缘的女性——莉莉的悲剧命运。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来看，莉莉作为男权社会的“装饰品”“边缘人”和“他者”，自我救赎的方式只能是“逃离”。通过一次次看似矛盾的“逃离”，莉莉逃出了奢华的“欢乐之家”和伪善的“精神共和国”。她真正逃离了男权世界，挣脱父权制对女性的束缚，最终到达精神自由的彼岸——真正的“精神共和国”。 　　关键词：伊迪丝·华顿 莉莉 精神共和国 欢乐之家 逃离 　　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主要作家之一，是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心理小说家”。1905年伊迪丝·华顿出版了她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快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它的问世奠定了华顿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名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女性作家，华顿的小说主要描写了女性在男性中心的传统社会中的遭遇。由于她本人的经历，以及对上层社会的熟悉和透彻的洞察力，使她能够以一种自然贴切的笔法描写她所熟知的社会。华顿描写的女性大多身处于同一个群体，即19世纪后期美国纽约的上层社会。她栩栩如生地反映和记录了那部分美国的社会现实，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创作天赋。华顿对父权社会下的女性社会地位、传统的婚姻制度进行了思考和探究。她描写了父权制度对女性的压制和摧残，指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异化，也抒写了女性在无能为力的状况下既抗争又妥协的心理历程。 　　《欢乐之家》是华顿的第一部佳作，正是《欢乐之家》的出版，奠定了她在文学领域的一席之地。在《欢乐之家》中，对女主人公莉莉命运的描述反映了华顿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即女性如何在父权的统治之下解放自己，寻找出路。《欢乐之家》主要描述美丽聪慧的姑娘莉莉虽然出身高贵，但由于家庭的贫困，她只能通过自己的美貌和智慧换取婚姻，进入上层社会的代表“欢乐之家”。她用尽一切方法进入奢华的“欢乐之家”。然而，以“欢乐之家”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只是把莉莉看作一个美丽的小小的“装饰品”[1]，供男人或女人欣赏和利用。当身心受到束缚和压抑的莉莉遇到穷律师塞尔登的时候，立刻被他描述的“精神共和国”所吸引。“精神共和国”是指“解脱一切，——从金钱，从贫困，从安逸与烦恼，从一切物质生活中得到解脱。”[2]这些都是莉莉无意识中所向往和追求的境界。塞尔登与众不同的品位气质和他所提出来的精神世界深深吸引着莉莉，所以在诱捕富家子弟铂西·格赖斯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被塞尔登的邀请吸引，无意中得罪了塞尔登的前情人伯莎·道塞特，失去了嫁给铂西格赖斯的大好机会。伯莎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和地位，无情地诬告莉莉勾引其丈夫，并把莉莉赶走，使莉莉身败名裂，被逐渐逐出了“欢乐之家”。尽管莉莉想尽一切办法想重新回到上层社会，得到人们的认可，但是她的努力是白费的。没有钱，就等于失去了在“欢乐之家”立足的强大后盾，塞尔登也因误会和猜疑未向她伸出援助之手。最后莉莉放弃了这一切，她拒绝了道塞特先生和西蒙·罗斯戴尔的求婚，用一万美元的遗产偿还了特莱纳的债务，烧毁了伯莎写给塞尔登的情书，放弃了与塞尔登的爱情，在破败的旅馆里，服下过量的安眠药，孤苦悲惨地离开了这个让她又恨又爱的“欢乐之家”。 　　尽管莉莉渴望进入上层社会“欢乐之家”，尽管她被上层社会的另一层迷雾——“精神共和国”所吸引，但是她一次又一次地逃离“欢乐之家”，逃离她心中的“精神共和国”，违背了自己的道德观念和人生目标。作者伊迪丝·华顿在书中创作了这些逃离意识，为的是表明在当时男权世界的统治下，女性只能作为一种“他者”的存在。要想寻找到女性的自我和获得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不得不用逃离的手段来追寻自我，追寻精神自由。“逃离”是女性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女性只有在不断的逃离中，才能穿越由男性围墙封闭起来的迷宫，寻找到真实的自我，赢得女性在历史言说中的权利[3]。“逃离”是一种拒绝与反抗，一种自我放逐，是女性意识的朦胧复苏，“逃离”也是一种寻觅和建构，寻找女性真正的精神家园，而不是书中由男性代表赛尔登提出的所谓的“精神共和国”。这就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是对自己的“他者”地位的反叛[4]。 　　作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莉莉的“逃离意识”受到了来自家庭的影响与男权世界中人际关系的激化。首先从个人的性格来说，莉莉体现了一种双重性格的趋势。莉莉的父母是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人，因此她受到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深深地影响了她的内心世界。一方面，莉莉的母亲教育她，女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美貌和婚姻获取一切，过上物质充裕的生活。她认为莉莉的美丽是一件武器，一件商品，可以用来在“欢乐之家”进行交易。而另一方面父亲的教育则代表另一种人生价值观。父亲常常开导莉莉虽然生活在金钱社会中，可还应该有自己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