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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教育看教育 　　基础教育：缘何而痛 　　最近几年，教育一直被高度聚焦，自身也一直处在“高烧”状态。跳出教育看教育，感慨良多。 　　高期待带来的集体焦躁、整体浮华，使教育从上到下、由内而外，充满着高压与牢骚。高频度的教育改革，“动听”却不管用，“出奇”而未能“制胜”。 　　吃着肉而骂着娘，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当全社会把出人头地的“宝”押在教育这一注上时，“输不起”就成了教育系统内外的痼疾与心病。 　　我以为，当下教育病的根本诱因就在于： 　　一是成长的高风险。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啻为控制中国人口数量无序增长的良策，在一定时期内可能还是不可轻易动摇的国策之一。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累积，其副作用乃至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平均生育率为1.5，无形中把“人口红利”逆转为了“人口风险”。理论上讲，2.1才是维持世代更替的正常系数。就连疾呼控制生育的马寅初老先生当年也明确地把生育底线设置在一对夫妻生2个小孩上面。当今中国家庭结构普遍为“421模式”（2家老人+1对小夫妻+1根独苗），这是极其脆弱的高风险模式。如此一来，这一棵“独苗”，在享受着“三代宠爱于一身”的同时，也承受着“一族希望于一体”的压力。成长的高危，转嫁到教育上，你说学校还敢“冒险”吗？教育改革还敢动真格“深水探险”吗？谁都输不起，谁也赔不起！这就是当今中国教育平庸与集体无意识怂恿“揠苗助长”的要害外因。 　　二是成才的曲解与用人机制的扭曲。如果说受教育解决了一个成才的“进口”问题，那么，学以致用，就业、创业，才是关键的成才“出口”。不畅通出口，最强大的教育也将徒劳无益。心照不宣的“大学生就业计划”（戏称为“被就业”），有苦说不出的“有专业无对口”，让上大学成了某种“高级游戏”，其终极目标仅是为了图个名分，领取一块“上路牌”而已。本末倒置，你说教育能不患上“浮肿病”“多动症”以致“躁狂症”吗（这是老教育家吕型伟先生的诊断）？读书无用，却不得不读书；明明离“一流大学”的境界十万八千里，却动辄标榜“创世界一流大学”，以至于连“国字一号”的北大，其教育成果也只能鉴定为“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北大教授钱理群的痛心评语）。初级上路（就业），看文凭，看名校，这让基础教育不敢“分流”，让职业教育“低人一等”；次级上路（成业），或重新洗牌，重起炉灶，或再抱“奶瓶”，读研考公务员。由此，“蚁居”“啃老”“守园”，也就见怪不怪了。在量化的现实面前，“理想”“担当”“创造”统统成了“天真的笑话”；而扭曲的用人机制和潜规则，又掀起了一轮教育场外的可笑竞争——“拼爹”！拼不起的就只能“愤学”“弃考”，终究“改变不了命运”。这是教育的耻辱，更是社会的悲哀。 　　三是起跳板不一样，跑道不一样，裁判的结果也不一样。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壁垒，让每一个“学子”与生俱来地在教育的“起点”上不公平（这是由城乡二元化的社会保障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决定的）。地区的差异、种族的差异、行业的差异，使教育在每一程都烙上了令人不解却不得不服从的“中国特色”。农民工子弟的“求学路”为什么那么艰难？高价“择校现象”为什么屡禁不止？是是非非的“奥赛”何以“剪不断，理还乱”？校长实名推荐制又何以难逃“分数论英雄”的窠臼？高考大移民究竟蕴藏着什么苦衷与玄机？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基地”到底实现了怎样的互补与双赢？高校自主招生怎么就变成了几大“名校联盟”的“加餐”甚至“霸王餐”？高考加分与高校点招最终加给了谁，又点招出了什么花招？……凡此种种弊端，当属整个社会的“系统病”，仅靠教育内部的调理，是无法化解的，更别指望能够根除。 　　说到底，不是教育不想拥抱理想，而是理想无法愉悦地登录教育这一条热航线。谁都匆匆，谁都等不及，更是停不下。这又该去怪谁呢？ 　　当教育不能“成人之美”，当受教育者感受不到教育带来的“必要的”希望与幸福，我们的教育也许已经游离了教育的出发点了。 　　“到此一游”：集体隐痛 　　埃及神庙浮雕被划上中国文字“丁××到此一游”，引起了一时的轰动。事件的小主角在江苏，很不幸。但其留下的教训远非针对孩子，也非局限于学校。说得严重些，“到此一游”的深处是教育之觞，是对“中国式教育”的一场集体拷问。 　　独子风险与家族风光，让国人极为自然地产生“输不起”的恐慌与“比拼抢跑”的欲望。对于“个体”这很正常，但如果是“集体”以至于“举国上下”，那就很危险了。于是，肩负着“培养”重任的教育，就被极端地狭隘化、极度地功利化了，以至于成功可以不择手段，出名可以唯我独尊。 　　君不见，考上清华，母校为你塑像；进入北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唤之欲出。人生被切成若干段，教育整个儿绩效化了。于是，知识“提前量”输入——学前教育变相为提前教学；而做人做事的常识则“倒灌”不及——幼儿园里那点事到博士还补救不上。教育失重，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