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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政策转型 ——论新时期发展方向及社会科学研究 (美国)陈社英 (印第安纳大学东南校园，美国47150) [摘要]文章从国史与国际角度考察中国发展方向，着眼经济增长与政策转型核心问题，并探讨 有关社会科学研究及其中国特色。1978年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转变，彻底实现了“经济 国家”使命并借助改革开放取得经济成就。但目前面临的重大社会课题(包括社会公平，政府结构 及其经济职能蜕变等)亟需深入研究。国家总体公共政策正面临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向更高 阶段的新的转折。经济仍然是不能取代的重要基础，但各项政策规划需要尽快向社会经济平衡发展 模式转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有关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可成为中国 社会科学的一大特色。 [关键词]总体公共政策(GPP)；发展模式；经济国家；政策转型；中国特色社会科学 [作者简介]陈社英(1955-)，男，美国加州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研究博士。先于纽约城市大学 斯坦登岛学院破格升任社会人类心理及社会工作学系主任、教授，后赴关岛大学任专业研究总院院 长。现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南校园学术协理副校长及终身教授。专著有《(公共政策与发展战略： 理论、比较和历史的观点及中国之案例》等。 ※此文载于《改革与战略》2009年第12期。 一、引言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开始变得尖锐起 来。一方面，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大决策是实践的迫切需要，但在理论上却象走迷宫，靠一个发 展生产力的信念，“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另一方面，中国仍然要 搞社会主义，而当年发现搞了三十年，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并未搞清楚，面临“被开除球籍” 的时候只能“不争论”；但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就不能不重提两条道路(或第三条道路)的问题。 随着源于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等“资产阶级伪学科”被纷纷恢复并取得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及 其在中国应用的思想理论研究亦越来越兴旺。再者，一些领袖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的学说及 功过是非也给史学家、政论家留下了大量争辩话题。一些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看来是非分 明的结论，随着观点角度扩展变化以及后来者的不断加入而成为需要重新解释的问题。在当今众说 纷纭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到底向何处去?社会科学研究应如何面对挑战? 理论无论多高深，仍然是实践问题的反映。当前最重要的实践问题，是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反而 出现或存在的日益引人注目的各种社会问题，亟需政府或公共政策给出妥善的解决办法，否则改革 可能会不时走向反面，难以避免社会动乱再次发生。其核心则在于越来越多人关注的政府职能或政 策“转型”的问题。以下观点探索及概念模式希望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这个问题。 二、1978年战略转变的实质及其后果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及其历史意义，此处毋庸赘述。但更深层的理解，需要借助历史的 眼光和理论的思考。 一39— 上世纪新中国是从战火中孕育诞生，虽有“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之宏愿，却因各种敌对势 力、内部斗争以及错误决策而不断被政治化，最终导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陷入“百废待 兴”的困境。没经历过或忘记了“十年浩劫”的人，面对目前各种社会问题时，可能会追根溯源怪 罪于当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定以及具体执行时的“唯GDP论”做法。但若回剑当时的气氛， 动辄扣“唯生产力论”和“经济挂帅”的帽子，“政治可以冲击一切”而经济建设受到巨大破坏，无 论技术发展或体制改革问题，都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关于“阶级斗争”现在也有不同看法。但取消 “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历史意义并非否认阶级或阶层研究之必要以及现实阶级斗争的真实存在，而 是否定持续沿用过时阶级划分，搞种姓式的成份论，制造阶级对立，践踏个人权利。那种残酷斗争、 无限上纲、株连九族做法，殃及下至平民百姓，上至国家领导人，几乎把整个民族推向深渊，偏离 了正常发展轨道。这种深刻历史教训，不是归咎于“四人帮”那样几个代表人物就可以完事的，也 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 作者曾通过与西方福利国家以及所谓“战争国家”(如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等相比较，界 定了一个“经济国家”的总体公共政策(generalpublicpolicy，或GPP)模式，并对中国的案例 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