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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民营”之争文集（1） 民营企业的定位只是一条“鲶鱼”？ 《21世纪经济报道》日前刊登评论员张立伟的文章，题为《民企对国企“鲇鱼效应”不能忽视》。文章说，民营钢企在中国生存非常不易。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大的钢铁供应缺口以及向民间资本开放政策令中国民营钢企迅速成长，而钢厂则地方政府纳税大户，因此，民营钢厂的投资与扩张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而中央鉴于产能把关所以对新钢厂审批极为严格。于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一些民营钢厂一般是先建设后审批，比如此前的铁本，在各级地方政府违规审批后，被中央勒令停工，企业主戴国芳被批捕入狱。据悉，在今年6月，日钢一个产能项目已遭到国家叫停。日照钢铁一部分土地尚未取得使用权证，山东钢铁将协助日照钢铁补办手续、完善产权。这可能使得民营企业面临国企重组时有“不得不卖”的苦衷。民营钢厂屡被国企兼并，主要是因为“总量控制，等量置換”的行业政策，政策要求在兼并、收购、重组的基础上，淘汰没有价值的存量资产，通过合理配置高质量的增量资产，提高产业集中度。落后产能主要为老国企所有，年轻的民营钢厂大部分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如果国企大量淘汰落后存量产能，而民营企业则增量扩张，不利于这一行业的国有控制。因此，我们看到，大型国有钢厂一方面兼并民营钢厂，一方面新建产能，在此基础上淘汰落后产能，限制民资扩张。可以看出，钢铁行业的政策导向是国有经济绝对控股，总量控制的产业政策导致了“国进民退”。在重组过程中对民企产价格的评估应公允，即使民企丧失所有主动性，也应确保兼并交易公平。此外，钢铁行业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民企来增强市场竞争压力，这样才会有国企改革的动力，如果将民企赶出这一领域，可能又会导致国企效率日益低下。目前，这种“拉郎配”式重组并不是最理想选择，这不利于改进国企的管理方式，而且可能导致被兼并业感染，形成大而不强，整体效率不佳的局面。 [主持者言]山钢兼并日钢的案例为许多经济分析家提供了话语“素材”，多数人都批评这种行政命令之下“国进民退”的所谓“重组”。比较起来，张立伟先生这篇评论的“腔调”还是比较温和的，我们转载此文，是因为他在文中提出了不能忽视民企对国企“鲇鱼效应”的命题。闻听此言，恐怕不少民营企业家会感到有些心酸原来改革开放30年，向市场经济转轨也有十几年，到头来民营企业却仍然只不过一条“鲇鱼”而已！也就是说，之所以允许你的存在，只是为了“搅活”船舱里的那一大群“国有”的“沙丁鱼”，免得它们在运输途中昏昏死去。难道这就是我们对民营企业的定位吗？难道这就是我们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吗？张先生在文中还说，“可以看出，钢铁行业的政策导向是国有经济绝对控股”。而前些天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先生表示，国有资本将来要在竞争性领域退出。或问，钢铁行业算不算“竞争性领域”？又或者，今天国有经济在钢铁等领域的“绝对控股”，竟是为了将来的“更好地退出”？ 是生产力标准，还是所有制标准？ 《经济观察报》报道：近日，山西省政府批准了该省煤炭工业厅主导的煤炭企业重组方案，方案的核心是“以七家地方国企为主，强力整合煤炭企业”，小煤矿将全部消失。对此，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原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山西煤炭企业重组不应是简单的“大吃小”，而是以先进的生产力和管理来兼并落后。现在这方案看起来是一刀切。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尊重各个企业的自主权。小煤窑也是有合约的，是市场主体，谈判的时候要平等协商，现在实际上是强制的行政命令，这样做的后遗症太大了，让政府没威信，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以后谁给你投资？陕北油田就是这样，上个世纪90年代到处招商引资，出油后又嫌乱，要把它们收回，那是很残酷的。不要重犯陕北油田的错误，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来对待市场主体。再者，重组之后国有大企业就能保证管好不出事吗？很难说。本来国有企业效率就很低，管理就落后，现在并不是把一个矿做大，而是把若干个矿捆在一起，矿还是分开的，换个旗帜而已。这很令人担忧。当年这些小煤窑不是煤老板自已想去的，是当地招商引资请过去的。当时山西就两三家大的国有煤矿企业，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求，所以要靠民营煤矿。所以说民营煤矿企业是有历史贡献的。至于说掠夺资源，那是资源税的问题。那时我们不会收资源税，该收的稅定得太低。他指出，民营企业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市场准入、融资贷款、权益保障等，都很弱势，这几大问题到现在都没解决。比如说市场准入，今天让你进去，明天让你出去，“非公36条”尽管讲了要放宽市场准入，中共十七大也讲了要坚持平等准入，为融资创造条件，克服体制性障碍，但现在体制性障碍还是存在。兼并重组应该是生产力标准，而不是所有制标准，现在恰恰是所有制标准。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公平、讲效率，现在是不讲公平、不讲效率，这是严重的倒退。应该是国有企业退出垄断领域，吸收一些民间资本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