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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溯源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刻内涵。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于从“夷夏有别”到“华夷一体”的过程中，其间“大一统”思想始终是民族融合的历史主旋律。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具体历史进程来看，秦王朝以来的历代统治者都推出了促进民族融合的具体举措，并产生了良好效果。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发展的历史考察来看，文化认同是形成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关键因素。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华夷一体；大一统；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C95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2096-5982（2024）02-0035-05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那么，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源于何时，其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对此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悠久历史和深刻内涵，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党中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

一、从“夷夏有别”到“华夷一体”的演化

追溯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发开始于从“夷夏有别”到“华夷一体”的历史进程中。“夷夏有别”意味着华夏族和夷族之间有着地域和价值判断上的区别，“华夷一体”意味着华夏族和夷族成为了一个共同体，产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夷夏有别”中所说的“夏”指的是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夷”指的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等华夏地域之外的夷狄民族。在殷周以前，“夷”并不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仅仅指代地域之别，如“夷”在《说文解字》中是“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2），“夏”在《说文解字》中是“中国之人也”（3）。因此，“夷夏有别”的最初含义是指地域上的区分，“夏”（华夏族）居住于中国（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夷”居住于中国之外（譬如东方之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夷”“夏”才逐渐具有了价值判断的色彩，即“夷夏有别”不仅有民族居住地域上的区别，而且有文化高低、文明程度高低的区别；华夏族是文明程度较高者，夷族（“夷”字通常与戎、狄混用）是较低者。文明程度的高低也预示了社会地位的高低，并在一定程度上隐含了对夷的歧视和提防，如《左传·成公四年》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

先秦以来，“夷夏之辨”在一定时期内愈演愈烈。《春秋》所说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5）的观念一直存在，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民族大义”。因此，士大夫知识分子一直强调华夏族的高贵和夷族的低下。之所以高贵，是因为华夏族有诸子百家的文化（后来演变为“外儒内法”的主流文化），文明程度较高。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融合的趋势不断加快，“夷夏有别”逐渐向“华夷一体”演化。尽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夷夏之辨”仍旧存在，但是统治阶层更多考虑的是民族冲突的缓和和王朝统治的稳定，于是统治阶层逐渐模糊“夷”“夏”之间的区别，更多强调民族间的融合共通，于是“夷夏有别”就逐渐走向了“华夷一体”。自西汉明确提倡“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开始，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政治追求。在长期存在的“夷夏有别”的大环境中，伴随着民族间军事冲突、经贸往来的是华、夷文化的交流融合。在这个民族交融的过程中，华夏族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推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文化来感召夷族。由于华夏文化有着海纳百川的天然品质，而且由于文明程度较高，对于夷族文化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因此夷族统治者也有主动融入华夏文化的内在需求。所以先秦以来，夷族文化逐渐形成了向华夏文化学习、模仿、借鉴、融合、同化的趋势。经过两千多年民族融合历史进程的发展，“华夷一体”的局面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得以形成。

总体而言，“夷夏有别”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影响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没有阻挡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潮流。尽管“夷”与“夏”有着明确的区别标准，如血缘纽带、地域差异、民族信仰、外貌服饰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交流互动就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民族交融成为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华夏文明由于自身的比较优势而不断向外扩张，其他少数民族在与华夏族的往来中对华夏文明逐渐认同，并在这个交往交流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可以说，从“夷夏有别”到“华夷一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萌芽发展的过程。

二、“大一统”的历史主旋律

“大一统”的思想古已有之，《诗经·北山》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6）之说。“大一统”一词最早出现在《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7）。西汉董仲舒是从政治上提出“大一统”思想并加以实践的重要推动者，他认为“大一统”就是天道所向，“《春秋》大一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