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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佛教史研究综述

摘要：2000年之前，许多学者习惯用“复兴”来形容民国佛教的历史。虽有学者提出对民国佛教复兴论的质疑和警惕，但受制于史料、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路径等因素，学界仍然习惯从太虚等革新派僧侣的社会活动、佛教在民国出现的新事物为出发点，继续讨论民国佛教的复兴议题。2000年之后，中外学界对近代佛教复兴论的进一步反思，催生了许多新的议题。在这股民国佛教研究的新浪潮中，民间佛教研究成果渐多，精英佛教的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视角，地方佛教史和佛教社会史亦有新的突破。

关键词：复兴；民国；佛教史；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94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2096-5982（2024）08-0085-06

1937年，日本京都，四个中国佛教典籍研读会的日本学员成立了中国佛教史学会，他们还同时创办了一个中国佛教史学的研究刊物。在发刊词上，后来成为中国佛教研究专家的道端良秀写道：“中国佛教的研究，如果离开佛教史的书写，将毫无价值。缺少历史观念的佛教研究，将如空中楼阁一般。”（1）70多年后，道端的担忧早已不复存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相关的成果陆续问世。在诸多优秀的学人中，哈佛大学的霍姆斯·维慈（HolmesWelch）教授无疑已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史研究公认的权威。他的代表作《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中国佛教的复兴》对佛教内部的制度、佛教与近当代社会互动的外缘有详尽的介绍，成为后世研究中国佛教绕不开的经典著作。（2）他对中国近代佛教的许多观点颇有见地。1968年，他提出对民国佛教“复兴论”的警惕，引起了学界很大的争议，由此也带来了民国佛教研究议题的转移。本文以“复兴论”影响下民国佛教研究成果为对象，点评这些著作的贡献与不足，介绍“复兴论”的反思所促发的新的研究成果，并尝试为日后民国佛教的研究提供一些建议。

一、民国佛教“复兴论”的缘起

19世纪，基督教传教士为了达成传教的目的，对佛教的评价相当负面，许多评论往往言过其实。（3）末代帝师庄士敦算是一个异类。他是西方社会较早提出民国佛教复兴论的人。1913年，他在《佛教中国》一书中预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佛教不仅不会崩溃，更可能发生地是，我们将看到中国佛教的局部复兴。”（4）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由于基督教偏见影响力的减弱，不少传教士将中国佛教复兴的理念带到西方世界，促成对复兴的普遍认知。（5）1928年，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College）著名的宗教学专家JamesBissettPratt教授提出：“中国佛教的复兴运动主要体现为中国精英们传播佛教学术的努力。”（6）他也将复兴作为民国佛教的一种趋势。

1968年，维慈出版了其代表作《中国佛教的复兴》。相比于第一本更侧重佛教内部体制和组织的《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中国佛教的复兴》描述的是民国时期佛教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但是，作者并不认为这种“新现象”的出现就是佛教复兴的表现。正相反，作者在文章开篇就声明，援引“复兴”一词，不是因为它最恰当，最符合历史实情，而是因为在描述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的情况时，复兴是“最方便和约定俗成的”。他认为，谈论民国时期佛教的“复兴”，至少犯了三重错误：首先，大部分民国佛教的新事物并不是过去的新生，而是革新，因此不是宗教复兴，而是宗教的世俗化；第二，这场“复兴”运动只影响到部分中国人，“构成居士主体的‘香客’和构成僧团主体的‘名义比丘’都未介入复兴；第三，如果按照民国佛教的趋势发展下去，佛教会因为失去自身的特性而走向灭亡。（7）

力图挣脱帝制时期西方传教士影响下中国佛教衰败论的阴影，重新理解民国佛教“复兴”，维慈的尝试颇有意义。他的警惕也在2000年后得到中外学术界不断的反思与讨论。但是，总体而言，2000年以前中国近代佛教史的研究中，“复兴论”仍然是民国佛教研究中的主要取向。

二、民国佛教“复兴论”研究高潮与反思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近代佛教史研究的高潮时期，诸多作品陆续问世，尤以近代佛教思想史为最。1989年，郭朋等人写作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问世。其后，高振农的《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何建明《民初佛教革新运动述论》，李向平《救世与救心》，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百年文化冲撞与交流》，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的佛教》，楼宇烈《中日近现代佛教交流概述》等作品相继出版。这些学者的研究各有千秋，但都认为复兴是中国近代佛教的主旋律。（8）他们的研究呈现了民国时期僧才培养、佛教会组织，晚清民初知识分子援引佛教救国济世的努力，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近代佛教的“复兴”因何而来有何影响。

2000年之后，中外学者重新关注维慈对民国佛教复兴论的质疑与反思，并在维慈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民国佛教史。

2001年，白德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