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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与批判的构型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40年代沦为流亡知识分子，他们以个体生命与批判理论的“双重流亡”呼应着其“永恒流亡”的精神与思想状况。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事实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生存背景，法西斯主义批判则构成了批判理论的“前理解”。反法西斯的意识形塑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观念，并深刻地参与进批判理论的构型之中。法西斯主义批判已然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传统。无论是阿多诺对极权主义、艺术与精神分析的思考，还是法兰克福学派在极权主义批判上的共识，都具体地呈现批判理论在构型上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批判理论的“前理解”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犹太裔身份有一定的关系，从这种身份出发能够使我们深入理解批判理论的构型，但我们只能将这种身份的影响限定在一定的程度之内。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极权主义；批判理论；流亡；法西斯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6.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2096-5982（2024）08-0005-07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均为纳粹上台后的流亡知识分子。他们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启自己的流亡生涯，在纳粹肆虐的时代获取着特殊的生命体验，在战后则怀揣着强烈而痛苦的历史记忆。尽管法兰克福学派诸成员之间存在差异，但在1930年代的历史境遇中，他们却呈现出鲜明的一致性——似乎整个学派的统一性因纳粹主义的兴起而强化。只有较全面地考察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时代境遇，才能深入理解其“批判理论”（KritischeTheorie/CriticalTheory）的生成机制——我们或可称之为“批判的构型”。

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具有双重性：他们在地理空间上被逐出德国，与此同时，“批判理论”也从德国学界的边缘地带被逐出。前者是个体生命的流亡，而个体生命又具有犹太裔德意志人、批判性知识分子与中产阶层大学教师等多重内含；后者是批判理论的流亡，批判理论则又具有知识模式、思想方法与价值立场等多种指涉。在此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可以被称为“双重流亡”（twofoldexile）。（1）这既是一种地理空间上的流亡，也是一种思想精神上的流亡。美国学者马丁·杰伊（MartinJay）曾以“永恒流亡”（permanentexile）来描述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与思想状况，“批判理论的流亡并不因一些成员从美返德而结束”（2），换言之，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始终处于“流亡”之中。也正是出于此，美国理论家萨义德（EdwardSaid）才认为“阿多诺把知识分子再现成永恒的流亡者”（3）。

20世纪30—40年代是法兰克福学派“双重流亡”的时期，随着战后部分成员（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返回德国，学派意义上地理空间层面的流亡结束，但是思想精神层面的流亡仍在继续。这种“永恒流亡”体现于以法西斯主义批判为“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的时代反思，以疏离于主流秩序的否定性彰显着批判思想的坚韧性。就此而言，“永恒流亡”是批判理论的内在要求，它在根本上不是指流亡的永恒性，而是指独立性—批判性的持久性。

一、极权主义、艺术与精神分析

对阿多诺而言，法兰克福学派是他从属其中而又参与建构的学术共同体。我们通常也倾向于把阿多诺视为法兰克福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如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Honneth）所言，“如今，被称为批判理论或者法兰克福学派的东西，几乎等同于特奥多·W.阿多诺的著作”，他是“所有批判理论在精神上的核心人物”（4）。事实上，阿多诺的境遇与位置也内在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境况之中。

从1938年抵达纽约至1949年返回德国，阿多诺在美国经历了11年的流亡生涯。他不仅在美国远观德国的局势并思考德国问题，还亲身体验并观察周围环境中的现代性症候。据马丁·杰伊记载，阿多诺曾在1957年的一封信中自言：“我在德国出版的著作有90%是在美国写的。”（5）霍耐特也曾指出：“阿多诺哲学的独特面貌是在其因纳粹掌权而被迫于1938年流亡美国期间才获得的。”（6）阿多诺在流亡生涯中形成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同时属于其批判理论与美学理论，而美学理论甚至也可以被视为其批判理论的组成部分（其要义均在批判）。对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来说，同样如此，即流亡生涯对他们的思想观念具有极大的形塑作用。

从1930年代的历史阵痛中走出的阿多诺从来没有走出纳粹主义的阴影，他从来没有在理论层面丢掉来自大屠杀时代的沉重的历史包袱。相反，那些没有如此阴影的学者并无这样的历史包袱。举例而言，经常与阿多诺的文化理论对观的约翰·费斯克（JohnFiske）的大众文化理论便没有显露任何沉重的历史负担，他自以为平民大众的微观选择能够产生政治反抗的效果，从而创造出一种微观政治。如果说阿多诺从来没有卸下来自纳粹时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