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上海美专音乐史》有感.docVIP

读《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上海美专音乐史》有感 陈建华、陈洁编著的《民国音乐史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由上海音乐出版社于 2005年5月出版。编著者陈建华、陈洁系南京艺术学院的两位教授，是我国音乐理论学术领域里的一对父女学者。陈建华教授为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其著作颇丰；其女陈洁博士、副教授为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主任。父女二人携手通力合作，查阅参考了大量文献，费时两年半之久，三易其稿，方才成书。此书记述了 1912年至 1949年间我国的重大音乐事件，逐年按月份先后加以编撰纪录，各年份均附有当年出版的音乐书谱目录。此书仿佛是一把时光的篦子，将民国音乐史缜密地梳理了一遍。陈洁所著的《上海美专音乐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12年11月出版。此书宛如一组探照灯，照亮了一片几乎被世人遗忘了的艺术园地。《民国音乐史年谱》与《上海美专音乐史》的出版，填补了不少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空白，有力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探索与挖掘工作，其史料价值、学术价值与影响力不容低估。 上列两本中国近现代音乐断代史姐妹篇所披露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读之令人豁然开朗，获益匪浅。以下是笔者对上述两书涉及的相关事件和关于“重写音乐史”的思考。 一、国歌 民国二年（1913年） 2月26日 教育部致函蔡元培、张謇、严复、梁启超等人，商请撰著国歌一事。 民国四年（1915年） 5月22日 袁世凯政府颁布了由王露作曲的国歌《中国雄立宇宙间》歌谱，歌词传为总统府高等顾问、满洲正白旗人荫昌所作。 民国八年（1919年） 国会举行开院典礼，奏乐时需用国歌，内务部函商于教育部，遂以汪荣宝（衮甫）作词，外国人欧士东（Jean Hautstont）作曲的《卿云歌》作为国歌临时演奏。[1] 民国九年（1920年） 4月 北京政府教育部组织的国歌研究会决定仍用《卿云歌》的歌词，萧友梅所谱之曲为国歌。 民国十年（1921年） 3月31日 国务院呈请大总统颁行国歌孙中山对此作出批复：“呈悉，准如所拟办理，即由教育部通行尊照。此令。 ”萧友梅根据古诗作曲的《卿云歌》被定为国歌。 [2] 1929年，适逢国民党中央以孙中山的《黄埔军校训词》作为《中国国民党党歌》歌词，向全国征求曲谱。程懋筠的曲作经评选得中获奖。后改为《中华民国国歌》。[3] 《民国音乐史年谱》作为断代史年谱的局限，未能涉及我国国歌的起源乃在所难免。追溯以往，我国第一首国歌《普天乐》由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作于 1880年，上奏朝廷未获批准，但在海外曾作为清朝国歌演奏过。 1906年，清末陆军部成立谱制的一首陆军军歌《颂龙旗》，当年曾以此军歌权代国歌。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前约一个月，清政府颁布的第一首官方国歌《巩金瓯》，很快沦为世界上最短命的国歌。 1912年2月，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作曲的《五旗共和歌》曾颁布为中华民国临时国歌。 二、郑觐文、柳尧章与“大同乐会” 是年（1920年）郑觐文（1872一1935）创建民间职业化音乐团体“大同乐会”（1931年）1月30日 大同乐会仿造古乐器163种已全部完成，计有弹拨乐器35种，拉弦乐器20种，吹奏乐器43种，敲击乐器60种，音乐律乐器5种。[4] 柳尧章（ 1905一1996）对民族音乐的贡献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改编了中国乐曲《春江花月夜》，挖掘、整理《月儿高》；二是帮助郑觐文组织大乐队，并编写《国民大乐》。该乐队高、中、低音声部齐全，吹、拉、弹、击齐备，乃是现代国乐队的雏形。 [5]郑觐文、柳尧章对中国近现代民族器乐艺术的巨大贡献，值得大书特书。[6] 三、第一支中国管弦乐队 《上海美专音乐史》提到程懋筠于 1933年“创办中国第一支管弦乐队 ”。[7] 1984年10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音乐词典》有关曾志的条目中，载有 “1908至1912年在上海与高寿田、冯亚雄创办中国贫儿院，任院长。院内设音乐部，有管弦乐队等”之内容。而在《民国音乐史年谱》民国二年（ 1913年）一节中，亦有 “上海贫儿院监理曾志北上，在北京与冯亚雄组织成立‘中西音乐会，以中西乐器伴奏京剧，上海贫儿院部分学生参加中西音乐会工作”的记载，可见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比程懋筠创办的管弦乐队要早得多。此后， 1924年梅兰芳排演《西施》一剧时，由戏曲音乐家、京剧琴师王少卿（1899-1957）首次加用二胡，并与京胡密切配合，丰富了京剧旦角的伴奏音乐。相比之下，曾志 、冯亚雄“以中西乐器伴奏京剧”之举更富有开创意义，但因此称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就是中国第一支管弦乐队似乎为时过早。 2012年8月29日，《音乐周报》载周皓《康熙皇帝拉过小提琴》一文，提及“到了乾隆时期（ 1735-1795年在位），宫中的乐队已经发展到了 18人，全部由小太监构成，其中小提琴十支、大提琴两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