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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体理论在中国古代文体学中的应用 “性别辨证论”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科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其内涵相对复杂，包括尊体与破体、正体与变形、文体分类等。它的主要功能是识别不同的风格和对应的风格、它们的纠正形式和发展过程中的变形形式。 (所谓正体, 是指它作为一种文章体裁在功用、体制上完成了的状态。但是随着文章功能、体制、体式、语体诸因素的发展变化, 诸体在发展过程中便很容易产生互参现象, 从而出现变体。) 这有助于我们在日益繁杂的文体的变迁之中能够更加正确地把握文体的发展趋势。 刘师培在文章辨体方面所下的功夫颇深。他主要着意于“文笔”的区分, 以及辨析各种文体的正体形貌和它们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变体的形态, 其中对赋体、诔碑的讨论尤甚。 关于“韵律”的范围 我国古代文学遗产丰富, 源远流长。先秦是多种文章体制形成和滥觞的重要时期。待到建安, 文章创作的日益繁荣, 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章体裁的发展, 而“文笔”对举的出现则更可以看作是当时文体发展变迁的最突出表现。 其实, “文笔”一词在产生之初, 其涵义并不是建立在文体范畴之上的。早期的“文笔”还仅仅指的是施于世事的上书奏记者亦或是指写作的才能或写成的文字而已, 并没有触及到“文笔”的本质内涵。而真正意义上的有关“文笔”的探讨, 应建立在文体辨析基础之上, 它是我们了解不同时期文体变迁, 乃至文章特色的一把钥匙。 历来关于“文笔”的辩争, 主要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清代之际, 较为典型的看法有以下三种。 从音韵的角度来看, 有韵为“文”, 无韵为“笔”。范晔在其《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谈到“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 手笔差易, 于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 但多公家之言, 少于事外远致, 以此为恨, 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他把诸如“公家之言”一类的实用性文章划归为“笔”, 这类文章因为没有押韵的要求, 所以写作起来较为容易, 而与之相对的“事外远致”的具有音韵之美、形式之美的文章才可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刘勰与范晔持相同的观点。他在《序志》篇中指出, “论文叙笔”, “囿别区分”。至于“文笔”之分的标准他也在《总术》篇中给出了答案:“今之常言, 有文有笔, 以为无韵者笔也, 有韵者文也”。譬如, 上篇中第六篇至第十五篇, 从《明诗》《乐府》一直到《杂文》《谐隐》, 诸篇相次, 均属于有韵之“文”的范畴;而第十六篇到第二十五篇依次论述的《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等则属于无韵之“笔”一类。当然, 这里的韵文还仅仅指的是押脚韵, 而不是像骈文那样奇偶相生、低昂互节, 借抑扬顿挫来咏叹声情。 从情感的角度来看, 情采外露为“文”, 平实妥切为“笔”。萧绎云:“吟詠风谣、流连哀思者, 谓之文……笔, 退则非谓成篇, 进则不云取义, 神奇巧惠, 笔端而已。至如文者, 维须绮縠纷披, 宫徵靡曼, 唇吻遒会, 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 今之文笔, 其源又异。”他把“情灵摇荡, 流连哀思”的抒情之文称为“文”, 把“善为章奏, 善辑流略”之类的论事说理的实用之文叫做“笔”, 在他看来, 情志的抒发与文辞的华美同样是“文笔”之分不可或缺的标准, 抒写性情、声律协韵、文辞华美的文章始可称“文”。 从藻采的角度来看, 沉思翰藻者为“文”, 质直简劲者为“笔”。昭明太子《文选》一书的选文标准———“惟以沉思翰藻为宗, 赞论序述之属, 亦兼采辑。”也就是说, “文”必须是经过精妙的构思之后, 将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用如实准确、富于文采的生动语言体现出来的偶语韵词之文, 它有别于神圣之经书和以记事为务、褒贬是非的史书, 以及那些不以“文”为目的, 而以论述哲学思想为主的诸子之文, 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要沉思翰藻。为了避免后人的訾议, 他又进一步申明“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 序述之错比文华, 事出于沉思, 义归于瀚藻, 故与夫篇什, 杂而集之。”可见, 昭明太子的“文笔”观, 是于用韵之外, 更添了藻采一项, 也就是说, 无韵者, 但有藻采者同样可以称为“文”。 对于以上三种观点, 刘师培有批评亦有借鉴。 范晔与刘勰将押韵与否看作是当时区别“文笔”的一个首要条件, 不具备音韵之美的文章只能被真正的“文”拒之门外。刘师培虽不排斥“音韵”这一标准, 但他认为单纯的以有韵无韵为经界去区分“文笔”略显偏颇。这种约略等于古老的诗文之分的标准, 即有韵或无韵, 基本上无视了后世崛起的小说、戏剧等体裁。 相对而言, 刘氏更为看重萧绎与萧统的“文笔”观。萧绎划分“文笔”的标准, 更加看重文章的情感, 他认为, “情灵摇荡, 流连哀思”的情采外露者便可以称之为“文”。这在刘氏看来尤为可贵, 因为其已经突破了之前划分“文笔”的纯形式标准———音韵的限制。 而作为选学派文人的殿军, 刘师培区分“文笔”的标准自然与萧统看重藻采的观点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