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docxVIP

近代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 中国的现代化主要发生在城市，主要发生在东南沿海城市，首先是上海的现代化崛起。上海自身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当然是近代上海崛起的最主要的基本条件。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吉本所说的:“一座大城市的最重要、最天然的基础,就是附近农村地带要人口稠密、劳动力充沛,这就为粮食给养、工业制造和对外贸易提供物质资源。”又如美国地理学家、前亚洲学会主席罗兹·墨菲所说的:“上海城市,从地形学上讲,位于那从西面和北面向它汇合的华东低地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长江及其支流,把中国物产丰饶的核心地带百川注入的水源收容下来,最后都倾泻到黄浦江口,在基本上属于工业发展前的中国经济体系中,超溢当地市场而外运的货物,多半经由水路运送出去。在这个紧要关键的问题上,没有什么地方能够享有上海的有利条件的一小部分。”上海这一优越自然地理条件是近代上海崛起的必要条件,这已是众所周知、毋庸赘述了。本文就近代上海经济中心地位形成的其他一些重要因素作些阐述。 一、 上海的经济驱动 近代上海经济的发展是和上海城市人口的增长同步前进的。一般来说,城市化过程,也即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被城市吸收的过程。城市代表的文明程度高于农村代表的文明程度,因此城市文明对农村文明有吸引力。对农村人口而言,从就业机会、工资待遇以至于发财致富和社会地位的改变等各方面来看,城市确实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如把1843—1949年分成两大阶段来看,则从1843年上海开埠到1895年这50多年间人口增长并不算快。1852年上海估计人口为27万,1895年尚未超过50万,仅增加近一倍。19世纪世界最大城市伦敦及其近郊的人口1841年已有238.7万人,1871年即达393.1万人,那时上海人口望尘莫及。即使在国内,上海人口数字也落在其他大城市的后面,如1852年时杭州人口约为100万,苏州、宁波也各约为50万。 近代上海人口的飞速增长是在进入20世纪后,即在1895—1949年这个50多年间实现的。上海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达200万,1925年为230万,进入30年代时已超过300万。与国内其他城市人口相比,1936年上海为330万,天津为130万,广州为95万,苏州、杭州各为50万。计自1895年至1949年止,上海人口共增长了9倍,净增人口500万之多。近代上海这50多年间的人口增长率明显超越了同期纽约、伦敦、巴黎等世界大城市,这一时期的上海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是世界罕见的。 我们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一书中有关人口聚集的论述中一开始就强调了“在近代,特别是在战乱时期,象1853年太平军进军上海期间,1937年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和1946一1949年内战期间,上海城市人口都有突发性的大增加。”但也应该指出,我们随后又是这样说的:“在近代,由周围地区的多次战乱及上海本地工商各业的发展和繁荣而引起的上海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是世界罕见的。”一是旧上海租界内比较安定的独特环境,再是工商各业的发展和繁荣,二者对近代上海人力资源的聚集起着同样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没有后一个工商各业发展的实绩,战时增加的人口,战后也会被迫回流内地,1891年上海海关税务司裴式楷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人有涌入上海租界的趋向。这里房租之贵和捐税之重超过中国的多数城市,但由于人身和财产更为安全,生活较为舒适,有较多的娱乐设施,又处于交通运输的中心位置,许多退休和待职的官员现在在这里住家,还有许多富商也在这里。……在上海的中国人中有许多外地人,他们是被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吸引到这里来的。职员、外语通、经营广州零星装饰品的商人和餐馆的老板等,主要是广东人,买办、仆役、船员、木匠、裁缝、男洗衣工、店员则主要来自宁波。” 近代上海人力资源的聚集使近代上海产生了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上海地区进入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出现了包括买办、资本家、职员、产业工人、苦力等市民群体。早期上海的买办以广东籍人居多,以后江浙一带的富户和大族也相继充当买办。如苏州洞庭山席家为首的上海买办集团,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几乎垄断了上海外商银行和新沙逊洋行的买办职务。买办在旧上海总人口中人数比重很小,但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其中不少人通过自身的资本积累,相继投资于上海的工商业,转化为民族资本家。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在进入20世纪以后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49年共约5万多人,约占当时上海人口总数的1%,应该肯定地说,他们是近代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近代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的另一主要推动力就是产业工人的产生和壮大。上海工人阶级的产生早于民族资产阶级,早期技术工人主要出现在外商船舶修造业,是从香港、广东、宁波及本地招募来的木作、船作手工业工人,到1895时,外商船厂的机器工人已有约5000人。1895年后,随着纺织、食品、机械、化学、公用、铁路等部门的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