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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海派与当代中国文学 在将北京学派和海派融入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模式中，你将突然感受到对历史的“整体”感受。在当时的左翼文学、右翼文学之间,本来就有一条宽阔地带,其间活跃着的大半是民主性的文学流派,如果无视它们的存在,便很难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质。京派、海派文学的一部分价值盖源于此。 中国现代文学的流派发展并不完善,我主张对它取一种宽容态度。如果不承认那么多压抑了自己的流派意识,未曾结社的文学集团,显然对于探索现代文学思潮此消彼长的矛盾运动,对于认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十分不利。所谓京派小说家,当指其时在中国北方环绕《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聚集起来的作者们,包括沈从文、凌淑华、废名、芦焚、林徽因、肖乾等。我认为一九四七年六月复刊的《文学杂志》标志着京派的再起,而且流派壁垒更加分明。这样,京派小说名家本来还可以加上初露头角的汪曾祺,但考虑到本题目的规定性,是要把京派与上海的“新感觉派”,即海派小说家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只能看作此派的“同路人”1)作历史的横向比较,而两派同步的时间则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那样,汪曾祺的早期作品也可暂不进入我们的视野。要注意的是这两个小说流派共同的中介状态,在受到左翼文学冲击时表现出来的特异处:时代的寂寞感与对社会、对人生的特殊眼光,独立的艺术追求,强烈的流派意识,及对小说文体创新的自觉程度。首先把这些共同的特征确定清楚,下面的比较就容易有一个准确的总体把握,也更容易把注意点放在它们各自相异的那些方面了。 京派的自我内在和社会的“变”态 京、海两派小说的文化背景,代表了中国现代乡村与城市的两种品格,两种精神特征。尽管京派不仅有沈从文、肖乾、李健吾这样一些来自底层的“土著”作家,也有林徽因这类出身名门的留洋文化人,却一律具有平民的文化性格,极喜亲近俗人俗物,诚朴而纯真。京派小说家将知识者与“乡下人”合为一体,他们对城市文明的虚伪,道德的沦丧的嫌恶态度,对陈旧乡村文明故意美化的倾向,最能代表他们乡村的文化审视心理。海派则不然,穆时英、刘呐鸥,从任何一面的意义上都是身着洋装的彻头彻尾的现代都市之子。对大都会五光十色生活的厌倦更加深了他们的依恋性,“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春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2。他们被人称为“鬼才”,机敏而趋时,具有城市文化价值判断的角度和目光。 三十年代的社会动荡自然曲折地映入京、海两派的小说中来。无论是京派以偏于保守的宗法农民心态表现的乡土小说,或者海派的以时髦、庸俗的城市市民心理写出的洋场小说,都充满了人生范围内对中国古老封建文明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双重疑惧。读一读沈从文《巧秀和冬生》里美丽而野蛮的沉潭场面,芦焚《百顺街》那条衰微、荒诞的中国市镇街道,或者想一想沈从文的《八骏图》、《绅士的太太》展示的现代都市爱情、婚姻、家庭关系的一角天地,你会感受到京派对宗法社会日益离析的哀叹及对城市文化的批判态度。这有些类似英国的哈代,在现代工业文明侵入英国宗法农村后产生的那点复杂矛盾的心境。但是在这种怀疑之后,京派表现出更多的自重、自持、自尊,小说呈现乡村式的平静安宁,即便如芦焚写尽北方农村的衰败,这衰败也显得那般庄重。这就与海派小说迥异。海派面对都市社会的“腐烂”自有其认识,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刘呐鸥的《风景》强调都市的机械性质对人的自由的榨取,对人的“压扁”;施蛰存最具海派特色的《梅雨之夕》集里曾引发出性爱与现代文明尖锐冲突的主题,以后的《雾》、《春阳》等佳作,还不断反射出上海的畸形繁华世界对周围古旧封建乡镇的侵扰。不过,海派的社会批判意识是较京派更为薄弱了,而且充满病态。他们对都市的愤激,往往是无所顾忌的自我发泄,是爱欲的不得满足或过分的烂熟。那种对都市人格两重性质和物质文明的揭露笔调,总是伴随着一个沉醉、企慕和无可奈何的暗影。这样,海派的揭发变成了狂放的自我暴露,你看不到一丝一毫京派似的心理平衡,只见精神崩坏后的失意、苦闷,无所归属,仿佛失掉了世界,也失掉了自己。 很明显,京派的乡镇视角,决定了他们的某种“落伍”。他们虽全力描画人生的“常”与“变”,但多半是由“常”观“变”的。即从执拗的“乡下人”的观点,从敬畏天命的小民立场出发,来看待二十世纪中国的动荡,不由自主地害怕变动,只能在凝滞中发现旧的美,却不能到急剧变动中发现新美。小说中的人物,如沈从文《边城》里撑渡老翁和他的孙女翠翠,废名《四火》里的下人们,都很少把人生的希求寄托在社会的大变动中,倒是喜欢回到传统文化崇尚的淡泊、从容的性格中去,在一种自在状态的生活圈内获取满足。京派由农村生命形式的肯定中找到某种倚托,生活画面趋向于稳定,小说主要的风貌特征便是表现这种“常”态。而海派正好是表现“变”态的!它要寻找混乱的城市世界的感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