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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北京地区州县人丁的变迁 清代是中国人口长期增长的时期。但在清代二百六十余年间,北京地区各州县人口,增长却一直极为缓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满洲贵族定都北京之后,在迁移大量旗人于京师的同时,还迁来了大量供役使的旗下人口(奴仆)于京畿五百里内,圈占土地,建立旗庄,与土著汉人杂处。地处近畿的北京地区各州县是当时接受这些“东北移民”的重点地区。因此探讨清代北京地区州县人口的变迁过程和规律,进而确定清初各州县接受“东北移民”的数量,才能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清初畿辅地区容纳的“东北移民”数量问题。 清代,属于今北京地区的州县有大兴、宛平、通州、房山、昌平州、平谷、密云、顺义、怀柔、延庆州、良乡等十一个。本文即以这十一个州县的人口为讨论对象。 一、 清代北京州县人丁总体增长情况 自清初开始,清政府为搜刮徭银,即在全国州县实行了人丁编审的制度。这种制度直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才告终止。乾隆初,在继续进行人丁编审的同时,又开始了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的户口统计。因此,清代北京地区各州县的户口统计,与全国各地一样,前期和后期存在极大的差异。 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政府改州县人丁三年编审一次为五年编审一次,故自顺治十四年(1657年)始,畿辅各州县均有每隔五年一次的人丁统计。为便于问题的讨论,取每隔二十年的州县人丁统计列表如下(表1)。 由表1统计,自顺治十四年到乾隆三十六年北京地区各州县总人丁增长率为3.5‰, 其中顺治十四年至康熙十年的十四年间。增长率为8.8‰,康熙十年至三十年的二十年间增长率为1.8‰,康熙三十年至五十年的增长率为2.1‰,康熙五十年至雍正九年的增长率为4.1‰,雍正九年至乾隆十六年的增长率为3‰,乾隆十六年至三十六年的增长率亦为3‰。若以州县计,自顺治十四年至乾隆三十六年一百一十四年间人丁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大兴县3‰,宛平县5.4‰,通州5‰,房山县4.1‰,昌平州7.8‰,平谷县5.5‰,密云县0.6‰,顺义县4.1‰,怀柔县4.1‰,延庆州1.4‰,良乡县1.2‰。 清代中后期北京地区各州县的户口统计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人口统计,光绪八、九年(1882、1883年)的户口统计,及宣统二年(1910年)的户数统计(表2)。 据表2统计数据,乾隆四十六年至光绪八、九年的一百零一年间北京地区各州县总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2‰。各州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大兴县1.6‰,宛平县2.5‰,通州0.4‰,房山县2.1‰,昌平州2‰,平谷县3‰,密云县4.8‰,顺义县0.4‰,怀柔县-5‰,延庆州0.1‰,良乡县0.4‰。光绪八、九年至宣统二年的二十八年间各州县总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而整个清代后期一百二十九年间各州县总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约计为2.2‰。 由此可见、清代北京地区州县人口增长的特点是:一、前期的人丁增长率高于后期的人口增长率,且均低于同时期全国水平,属于人口发展的低增长型;二、各州县人口的增长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二、 发展土地、逃避土地的原因 人口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人口的增长。从总体上看,明未清初的战乱、尤其是清兵入关后进行的大规模圈地带来的深重灾难是清代北京地区州县人口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 自顺治元年(1644年)至顺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的大规模圈地进行了三次。事实上,直到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皇帝认识到“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之后,下令“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才告结束。圈地持续了二十六年之久。其结果使北京地区各州县土地被圈殆尽(表3)。满洲贵族实行的圈地是对京畿广大汉族人民的野蛮掠夺。圈地所至,“室中所有皆其有,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房地被圈之后,“庐舍场圃悉皆屯有”,而汉人田庐荡然。因此圈地所造成的直接恶果是:第一,迫使汉族人民大批流亡。田庐被圈之后,士民破产,百姓流离,求救无门、逃生无路。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被圈之民流离失所”的事实。第二,饥寒交迫,民不堪命。圈地之后,造成了民无恒产,以佃为业,“民佃旗产、半租居以谋食”的局面,加以州县“旗民杂处,争讼日多”,更使汉人受害无穷。雍正皇帝所说“畿甸之内,旗民杂处,旗人暴横、颇苦小民”,就是指此而言。顺治二年(1645年)清政府还曾实行了圈田拨补的办法;,而拨补之田多系碱薄土地,“远者七、八百里,近者三、四百里”,受补之民人地生疏,“庐舍无依”,致使他们终岁奔走,“徒有补地之虚名,全无得租之实惠”,而政府却令按亩起课,士民深受赔粮之累,更是不胜其苦。所以民间“财尽力穷,民不聊生”。第三,圈地广阔,沃土荒芜。满洲贵族圈占的耕地因“广连阡陌,多至抛荒”。八旗兵丁分配的土地,“因奉命出征,必需随带之人,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旷废”。肥美的农田沃土竟变成了牧场、荒原,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