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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西南边疆的重构 众所周知，目前的中国西南地区包括康、藏两部分。尽管西康省已撤销,但其地域实则包含在内。在区域界定中,康、藏是否一成不变地属于西南?这一看似不成其问题的问题,事实上有专题讨论的必要。区域界定和区域观念并非一成不变,它受到不同时期地域格局变化的影响,呈现出一个区域建构、重构的历史空间过程。那么,康、藏与西南的区域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轨迹?西南边疆的区域重构体现出了怎样的区划内涵?当前学界对这些问题均缺少系统的研究,探究这一问题,对当前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 关于“中央”及“内地”的定位问题 清代的行政管理呈现出“内边分野”的圈层结构,“内地十八省”概念则是内边分野格局的突出体现。这一格局是以冀、鲁、晋、豫、陕、甘、苏、浙、皖、赣、鄂、湘、川、闽、粤、桂、黔、滇十八省为“内地”,而以外蒙古、西藏为主体的其他地区为“边疆”的空间分层管理模式。所谓“内地”,一般是以加速边疆地区“内地化”,抹杀其特殊性为前提,以汉文化深入程度为衡量标准,以变更其行政管理方式(如建省、改土归流等)为认定标志。基于这一认识,近代的滇、黔、桂等省常常被看做是与蒙、藏等“边疆”地方有区别的“内地”省份。 受此影响,民国时人也多以蒙、藏乃至西康、热河、察哈尔、绥远、新疆、东三省为“边疆”,而以清前期旧有之十八省为“内地”或“本部”。如张少微认为:“中国通常把本部与边疆对立,意思是除了本部十八行省之外,其余的疆域便是边疆。”甚至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6年修正公布的《修正边疆武职人员叙授官衔暂行条例》,第一条明确提到所谓“边疆”,仍是“指蒙古、康、藏、新疆等处”。[ p.19] 当时普遍流行的“本部十八省”说,事实上对我国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就其表达形式而言,民国前期用“本部”与“藩部”两个对举概念来表达“内”与“边”的形式更为常用。由于我国历史疆域形成的特殊性,中西方对“本部”概念的理解有天壤之别,有些西方学者甚至以中国的“本部”(相对于“藩部”)与西方列强的“本部”(相对于“殖民地”)相提并论。部分别有用心的国外学者则据此认为:“中国之名”,有广义和狭义之别。“狭义的中国,即是中国本部。”而“广义的中国”,则包括中国本部、满洲、蒙古、新疆、西藏。并认为将蒙、满、藏等地纳入中国,“显系一种错误”。[ p.2]可见,内边分野格局已成为西方列强妄图分裂和控制中国边疆地区的口实。 我国多数人士对“本部”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基于内边分野格局下的“内地”,并非将“本部”以外地区视为殖民地。所谓蒙、藏、东北均是无可辩驳的中国领土。1911年,马君武郑重指出:“故不惟南北分治之说,当力辟之,即于满洲、蒙古、新疆、西藏,亦不许失尺寸之土地,是乃吾中华民国共和之国土也。”[ p.243]辛亥革命后,四川成都、重庆两地军政府于1912年初商谈合并事宜,驻在重庆的蜀军政府提出五条意见,其中就有“提议西藏为全国之西藏”的倡议。[ p.201]而且,针对内边分野格局产生的负面影响,民国时人已有所警觉,强调应淡化“内边分野”表达,并加快边疆地区建省的内地化进程。1913年,蔡锷就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提出批评:“夫蒙、藏地处边疆,文化草昧,在前清已有置省控驭促进之议,今于宪法上显别其称,是将永别外藩,而不得与内地行省等量齐观耶?”[ p.292-293]中国知识界也对“内边分野”进行深入反思,如陈原表示:“所谓‘本部十八省’,这种说法是不必要而且不应该的,虽是外国一部分野心的地理学者所赞同,但它的意思无异是说十八省以外其实都不是中国‘本部’,而是‘边裨’之地,这野心是很显然的。”[ p.13] 内边分野格局与西南区域观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事实上,内边分野格局造就了特殊的大区观念。如1941年出版的《中国地理读本》指出:“这些区域(沿海、沿河、平原地区)都是全国人口集中的中心地区,一向被称为中国的本部或内部,我们经常所说的华北、华中、西北、西南等等就是根据这点来的。其实在地理的位置,并非在中国真正的北部、中央、西北与西南地区。”[ p.35]可见,上述引文提到的大区概念,是在内边分野格局影响下使用于“内地”范围内的方位大区概念,我们不妨称之为“内方区”概念。 与西南、西北等传统大区概念不同,“华北”、“华中”、“华南”概念均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外来词汇,事实上是直接对应流域分区中的北部(黄河流域)、中部(长江流域)、南部(珠江流域)而定名的,特别发挥了“华”与“非华”的区别,妄图将“内地十八省”之外的地区排除在中国之外。这些大区概念体现出西方人对我国疆域别具用心的看法。美国学者斯坦普就直白表示:“中国本部包括三大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西江流域,这种基本的地理分区颇好,因其能符合华北、华中及华南的人文分区也。”[ p.2]再如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