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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沙与田野工作的比较研究 在中国古代，民歌被称为“风”，收集民歌被称为“风”。虽然有学者认为“采风”一词是从“采诗”演变而来的,后者又源于《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之句,但实际上周代已经有“采风”的制度。关于“采风”的目的,《汉书·艺文志》上说的非常明白,是为了“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即通过收集来的民歌来观察人民的反映,检讨统治者的得失,修订相应的政策。此外,从史料上看,采风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将所采得的“风”加工整理和改编,其将融入“主流文化”,使其能够为统治者所用。 周代,由宫廷音乐机构派出的“采诗之官”,在每年冬、春农闲时,摇着一种内有木舌、叮当作响的铜铃,到各地去“采风”。这些人是“大人”或“君子”,而提供“风”的人则是“平头百姓”,是他们所看不起的“小人”或“女子”。因此,“采风”者居高临下,以“官员”的身份和名义去体察“民情”,天子授予了他们判断“风”质量高低的权力,他们也自认为比“小人”高明,具有“指导”“芸芸众生”的资格。在政治上,他们代表统治者,在专业方面,他们拥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更理所当然地站在“高雅”文化的立场上,对所“采”之“风”进行加工、整理、改编,使之符合他们的愿望、利益和审美标准。 根据史料记载,在周代,采来的“风”被集中之后,要经过加工整理方能献给天子。因此,官员和文人对“采”来之“风”进行加工、整理,并对民歌、民间乐曲内容进行改造,是“采风”工作的继续及其重要组成部分。太史公在《史记》中说孔夫子将诗三百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不管《诗经》是不是由孔夫子整理的,要使从十五个诸侯国“采”来的160首民歌全都合“韶、武、雅、颂之音”,不经过大刀阔斧的加工改造,恐怕做不到。《诗经》中源自黄河流域和江汉流域广大地区的“国风”在风格上如此统一,也说明了它们经过了全面、彻底地改造和整理,绝不是“原汁原味”的“国风”。汉乐府的职责也不仅仅是收集、整理民间音乐,而且要把经过改造的民间音乐用在宫廷音乐“郊祀歌”和“房中乐”里。 官员和儒者对民歌的诠释有不少错误之处,对采来之“风”进行的改编也常驴唇不对马嘴。这里只举两个人人皆知的例子:一,孔子赞美《诗经》首篇《关雎》是“乐而不淫”,后来的儒家学者说它歌咏“后妃之德”,都有问题。“雎鸠”是鸟名,“鸟”就是“鸟”(diao ),是男根的象征,根据闻一多先生考证,“鱼”则是女阴的象征。“雎鸠” 为什么“在河之洲”?“鸟”又为何“关关”而鸣?为了求“鱼”。这样解释, 我们才能明白下两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的含义。至于讲它是歌咏“后妃之德”,更加荒唐。应当指出,儒家大师们胡乱诠释的不仅仅是《关雎》,三百篇中的情歌,几乎全被他们曲解过。他们不一定看不懂情歌中的含义,要使这些民歌符合孔夫子“恶郑声之乱雅乐”的思想,才是乱加诠释的真正原因。二,张博望通西域,从那里“采”回来了一首《摩诃兜勒》,在乐府供职的国舅、“协律都尉”李延年根据它“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把它改编为在军队里用的“武乐”。当时的西域,佛教盛行,“摩诃兜勒”是一首佛曲,描写兜勒归依佛教的故事。佛教反对杀生,将佛曲改编成伴奏军队打仗和杀伐的“武乐”,令人啼笑皆非。 先贤们对民歌进行改造,后人也就以先辈为榜样,承担起对民歌和其他民间音乐作品改造的任务。于是,20世纪30、40年代就有《小河淌水》、《康定情歌》、《马车夫之歌》这样的“民歌”问世,50、60年代又出现了《乌苏里船歌》、《摇篮曲》、《阿诗玛》等经过“加工、提高”的民歌。 先贤们改造民歌,是嫌民歌本身不雅,水平太低,只有经过他们“加工、提高”后,才能“合韶、武、雅、颂之音”。20世纪下乡采风的音乐家们,有些也嫌他们所“采”到的“风”“粗糙”、“原始”、“落后”,于是着手“加工、提高”。如王洛宾先生1939年在兰州采集维吾尔族民歌《达坂城》时,就曾认为这首歌的歌词“粗俗”,从而对它进行了改造,把“你要想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你嫁给我,带着百万钱财,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来”塞进了歌词。原民歌中没有这样的词句,维吾尔族也没有这样的风俗,王先生“改编”后的歌词使维吾尔族人士非常反感。 音乐家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常用欧洲音乐文化的标准衡量一首歌曲的优劣,也用这种标准对在采风中听到的民歌进行“加工、提高”。在一些音乐家记录的“民歌”中,“摇声”不见了,微分音被改成了全音、半音,甚至节拍、节奏也被改得面貌全非,以适应他们的标准和水平。众所周知,演唱不带腔的音比演唱摇声容易,微分音比全音和半音更难掌握,至于像散板、二又二分之一拍、四又二分之一拍和民间流行的弹性节拍,更比欧洲音乐中的二拍子、四拍子复杂。因此,许多在采风中进行过所谓“加工、提高”后发表出来的“民歌”,实际上不仅破坏了其风格,还压低了原有民歌的艺术和技术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