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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起义新考 关于黄光裕起义（820-884）的许多问题，学术界没有明确解释清楚，尤其是在过去，关于唐朝文武官僚的问题，尤其是儒家学者和黄光裕集团的一些奇怪问题，学术界以前并不清楚。因此，需要进行冷思考和分类。 一 农——相对稳定的民族人口 过去学者把黄巢起义叫做农民起义, 我认为不对。 在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体制下, 农民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起义。这是因为, 真正的农民像螺丝钉一样, 被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体制用强制手段或用所灌输的儒家忠君孝父思想安土重迁思想等, 无情地钉死在土地上。从上世纪90年代末学术界新锐观点看, 中国历代的所有起义, 无一例外是游民起义。一个农民 (其他士工商也一样) 如果没有从自己身份中“脱序”并转化为游民, 就不可能参加任何起义。脱序, 是王学泰先生的概念, 其意为, 从既定的宗法制秩序中被抛出。在王学泰看来, 任何脱序者都不是自愿而是被迫的, 是在既定秩序中生活不下去的无奈选择。我认为, 这种观点非常朴素也非常犀利地说明了游民的来源及性质。但王学泰没有来得及说明原因, 就奔论题和思路轨道而去。下面由我简单申说。 在我看来, 中国古代“四民” (士农工商) 社会是一个咬合极度紧密且秩序极稳定的社会。它由统治者 (即皇权持有者[皇帝]与其思想家[儒家]) 共同打造完成并协同控制。统治者承诺, 只要你安守本职或自动束缚于他们所缔造的“正常秩序”之中, 你就能得到体制提供的各种好处——相对稳定的生活、通过科举成为体制中人, 甚至还能得到他们啃后丢下供抢夺的各种“骨头”。与此同时, 他们又威胁, 如果不这样做, 等待你的就是痛苦甚至是极刑。由于体制为他们设置了如此这般的“幸福生活”, 也由于控制手段极其严密, 所以不到生活不下去的境地, “四民”中任何一民都无法也都不愿脱序。“四民”中的农, 是该体制最保守的群体之一。他们是体制的受益者 (也是受害者) , 又是最顽固的支持者。它由两部分人组成:土地持有者 (即地主) 和租佃户。前者由士人即在朝官员或破落官僚及工商杂类中的新置地者组成, 后者由贫民或完全破落了的士人后裔组成。前者本身就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或虽破落但渴望复归原位的人, 后者虽为租佃户但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像东家一样成为体制中人。由于古代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农业社会, 所以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又由于儒家思想是在西周农业社会中滋生和发育的, 后来又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借以统治的主流意识形态, 所以农民一直是儒家思想最忠实的信奉者、承载者和传递者。如上种种, 都把农民推向了最不愿起义更不愿革命的境地。黄巢队伍每次被打败, 人马顿时从十几万或几十万锐减为几千,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民逃跑了只剩下了中坚分子。而一旦打过几次胜仗, 队伍又迅速膨胀为十几万或几十万, 也主要是由于农民的短暂加入。还有就是, 若有风吹草动 (如招安等) , 涣散军心和散布逃跑观念回乡观念的, 也大多是农民。这是因为, 他们最渴望稳定, 也最渴望回归体制。 若参考域外之研究结果, 也可印证其并非农民起义。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隋唐史研究专家萨默斯如是说:“如果不管参加盗匪集团的个别成员的社会背景如何而坚持给王朝的对手贴上‘农民起义者’的标签, 那么我们就歪曲了对唐王朝挑战的性质……王仙芝黄巢及其同伙率领的是盗匪集团联盟, 并不是一支农民的军队。它们在乡间制造恐怖, 用武力夺走一切能够夺走的东西。他们对普通农民来说实际上已经成为经常的和令人生畏的威胁。他们从未致力于促进农民的利益, 一旦有条件, 就急于接受朝廷的招安。”我认为, 这种看法比较偏颇, 但说黄巢队伍与农民不同并与之有冲突还是对的。在我看来, 若从游民而不是盗匪角度看问题, 就比较中肯。因为, (1) 黄巢忽来忽去的作战方式可能会使谨守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体制的农民感到不安和惊恐, 但其打击的主要目标毕竟是官府而不是农民。 (2) 以工商杂类和士人为中坚分子的游民队伍, 在经济利益上可能与农民不完全一致, 但若由此而称其为盗匪也太过了。 必须说明, 作为被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体制禁锢并毒害的顺民或良民, 农民一般不愿意起义, 但这并不是说, 每一个农民都不会参加起义队伍。农民有农民式的忠顺和淳朴, 也有农民式的狡猾。这从鲁迅作品中可以看到。为了应付战乱, 或被迅速致富致贵的想法所支配, 他们偶然也会参加 (或投机) 起义。因此, 在起义队伍中, 有时也能看到个别农民的身影。还有就是, 一部分脱序农民 (即想做农民而不得者, 如饥民或流浪民等) 更会参加起义甚或成为中坚分子。但既经脱序, 就不再是原本意义的农民而是游民了。因此, 在起义队伍中有时能发现曾做过农民却不再回头者。但他们的不回头, 往往是无法回头而不是不想回头。作为脱序农民即游民, 他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无法再回到“农”的行列。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