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人才观与太平天国的人物观.docxVIP

曾国藩的人才观与太平天国的人物观 曾国藩如果追求人才，就会重视人才，欣赏“知识鉴”，并在世界上没有伦。史学界关于曾国藩人才思想的研究多聚焦于其用人之道,但对其人才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变化却鲜有涉及,本文拟就这一方面略陈浅见。 一、 提出“激励产业”以促进人才思想的进取 众所周知,曾国藩重用人才的思想,搜求人才的活动贯穿其一生,曾国藩如此重视人才,固然与其个人认识有关,但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自嘉庆以后,清王朝即明显走下坡路,在“盛世”余晖包裹下的各种社会危机纷纷暴露出来,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经济凋敝,困苦不堪的下层民众的起义此起彼伏,显示出这时的社会已是千疮百孔、弊端丛生,大有难以挽回之势。正如时人所言:“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1)鉴于国势衰落,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寻找社会危机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的办法。当时许多人是从儒家传统的“德治教化”观点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认为社会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程朱理学因受汉学压抑而多年不振,从而导致“道德废、人心坏、风俗漓”的严重后果。潘德舆说:“程朱二子之学,今之宗之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则因为迂疏空滞而薄之,人心风俗之患不可不察也……”(2)所以他发出“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3)的呼吁。他所说的“学术”是指“正学”,即程朱理学,就是把复兴理学作为根治社会弊病的良方。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间不乏应和者。如曾国藩的好友——湖南学者刘蓉也这样认为:“为汉学者,阿世谐俗,漠然不知志节名义之可贵,学则吾学也,行则吾不知也。世亦遂无以行谊责之者,以谓彼特为名物度数之学,以资考证而已,不当以道义相苛。泯泯棼棼,与世同浊,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4)这些议论和呼吁反映了当时部分士大夫的思考和学术追求。在有关学者的倡导和呼吁下,理学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复兴”之势。 理学人士大力倡导程朱理学,欲以理学正风俗,欲求人才以救人事,扭转衰败国运,这已成为理学人士的共同心态和要求。从复兴理学的动机和目的来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是要以之作为匡正时局的根本,而重用人才则被理学家们作为“理学救国论”的中心。正如李棠阶在《军机说帖》中认为,“天下败坏由于士习不端,士习不端由于学术不正”“故为治必先得人,欲得人必先造士,欲造士必先正学术”。无论是“正学术”“造士”“为治”,首要之举是先得人,所以,他主张高级官员注重对人才的考察,翰林院掌院大臣要对属员“讲论正学,各抒所见,皆不得无故不到,可藉以知其人之所长,荐举备用”(5)。可见,在理学复兴这样的学术气氛下孕育的“理学救国”论的核心是大力举荐并重用人才,这越来越成为嘉道时期特别是咸同时期许多大员的共识。 曾国藩师从理学大师唐鉴,潜心研制程朱理学,理学人士“正学术以正风俗,正风俗必恃人才”的主张成为其人才思想的重要思想渊源。从此,曾国藩“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即其毕生学术所在,亦即毕生事业所在也”(6)。 但曾国藩并不是一个空谈“性理”的理学大家,其治学强调“义理经济合一”,具有务实精神和才干,被称为理学经世派大师,他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信奉“诚”“忠”“明”“廉”,用理学信条要求自己,以修身养性,待人处世;坚持“勤”“俭”“慎”“耐”,办理事宜殚精竭虑,不辞辛苦。加上遭遇太平天国变乱,他成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领袖,握有实权,使其重用人才思想得以较顺利实施,成就非一般理学家所比。 研习理学是曾国藩人才思想的理论来源,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成为激发其人才思想发展并付诸实践的重要环境条件。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爆发,很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在意识形态方面,起义者利用自己创立的“拜上帝教”反对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尤其把孔孟儒学斥为“妖书邪说”,严加禁止。太平天国当局颁布命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7)作为清王朝赖以支持的精神支柱——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传统儒学,受到起义者的猛烈挞伐、亵渎,无疑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及其统治秩序的沉重打击,引起整个地主阶级的恐慌。为镇压农民起义,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人士纷纷投笔从戎,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活动。他们一方面网罗士人,组织湘军等地主武装进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打出“卫道”的旗帜,呼吁振兴孔孟程朱之学,以对抗太平天国的“异端邪说”,挽救人心,恢复被人民起义打乱的封建秩序。1854年初,曾国藩练成湘军率师出征,作《讨粵匪檄》为出师宣言,大肆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并重申孔孟程朱所宣扬的“君臣父子、上下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