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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吏地位的变迁 公务员的头衔有两层含义。在汉代文吏可以是“武吏”的对称;同时, “文吏”一词又经常出现在与儒生相对的场合。比如《汉书·元帝纪》记载, 元帝为太子时“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 以刑名绳下”, 乃进言“陛下用刑太深, 宜用儒生”, 可见, 儒生与文吏是相对而言的。另外, 《汉书·兒宽传》中也有反映“时张汤为廷尉, 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宽以儒生在其间……”与儒生相对的“文吏”则是我所要探讨的对象。 这些文吏还有一种特性, 就是他们遵奉律令条文、着重处理纷繁复杂的公文和具体事务的能力, 而很少把注意力放在经学上或其他诸子学说上。这样, 那些直接统治人民的低级官员即狭义的“吏”就成为文吏的一部分。因为官府运作的需要, 这种吏的分布相当广泛。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 从太尉、司徒、司空一类中央级别的高级官吏到卫尉、太仆、宗正、大司农、少府等皇家服侍人员, 再到城门校尉、司隶校尉这种军方职务, 每个官职下面都有若干低级吏处理具体事务。地方政府机构也毫不例外, 各郡县都有“掾史”若干, 甚至边县也“吏更给之, 治吏随事”。 “文吏”又称“文法吏”, 即“文史法律之吏” “文无害”常常用来评价文法吏, 实际上“文”与“无害”是评价的两个方面。“文”并不仅仅是指通晓法令, 而更重要的是讲究执法平和。《汉书·何并传》:“并下车, 求勇猛晓文法吏且十人, 使文法治三人狱, 武吏行捕之, 各有所部。”可见, “文”更强调执法的能力与效果。那么究竟怎样可以称作“文”?《汉书·宣帝纪》记载, 元康二年诏曰:“狱者万民之命, 所以禁暴止邪, 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 死者不恨, 则可谓‘文吏’矣。”那么, 何所谓“无害”?王充《论衡·程材》中说:“非文吏忧不除, 非文吏患不救, 是以选举无常, 故案吏选无害。汝生无阀阅, 所能不能任剧, 故陋于选举, 佚于朝廷”。这也是文吏与儒生的一个区别, 文吏有很强的办理公务的能力, 能够胜任上级交给的任务。当然, “无害”未必就是指吏之“最能”者, 而是指任职认真负责、职事严谨、少出差错的人。 《论衡·谢短》云:“夫儒生能说一径, 自谓通大道……文吏晓簿书, 自谓文无害”, 王充的批评正好又从反面说明, 只要熟悉本职工作、办事能力强, 同时又执法平和, 职事无误就达到了“文无害”的要求。 无论从政治角色抑或社会角色看, 吏在汉代还没有被视为低践职业, 官吏关系也不像后世那样不可逾越, 这都为吏的职能发挥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而且在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下, 官由中央任命, 何处为官往往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单枪匹马赴一地新任, 地方事务不得不依赖于吏。这都为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天然优厚的环境。 一 文吏地位的提高 秦以“霸道”治天下, 遵奉法家思想, 按照法家理论设计的模式来治理国家。文吏占据了秦官僚队伍中的统治地位。他们面对成形的律令条文, 处理着国家大大小小的事务, 只对君主、上级以及条文负责。在社会教育中, 文吏扮演着为人师的角色, 故秦朝有“以吏为师”之说。 西汉初建国时, 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 面对百业凋敝的现状, 选择“无为而治”, 不再以法家思想作为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然而“汉承秦制”, 行政事务处理程序仍然沿用秦朝的一套体系。早在高祖入关时就宣布了“诸吏人皆案堵如故”, 仅废除秦苛法, 而对其官吏体系则不加破坏的予以继承。于是政策上的“无为”伴随体制上的“汉承秦制”, 文吏的地位并未发生多少变化。 汉武帝时, 经过“文景之治”以及武帝的励精图治, 国势强大, 军事实力也得到加强, 汉王朝有了扩张版图的欲望。表现在思想意识领域中就是法家思想抬头, 同时出现了一批酷吏、能吏。他们虽然残酷无情, 但果敢、高效的处事能力却深为统治者青睐。 随后的宣帝、元帝时期, 随着儒家学派的逐渐兴起、更多的儒生参予政治, 文吏的地位不再像以前那样突出, 但它仍在官僚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国家行政机制正常运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 作为直接统治人民的吏的地位也逐渐下降。汉初的吏是从“庶民”即地主阶级中推选出来的, 被推选出来的大都是地主分子。所以, 韩信“以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反之, 一旦被推举为吏, 就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例如刘邦在秦末“试吏”即“试用补吏” 但是, 这些被除为吏者, 从一开始就多少带有一种职役的性质。在刘邦任泗上亭长时就需要他不断的去咸阳解送刑徒, 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 去都城解送刑徒本身虽是下级官吏的职权, 却也是一种很重的徭役负担, 以“听讼、收赋税”为职掌的乡啬夫及“禁盗贼”的乡官游徼, 同样也是一种沉重的职役。于是, 这种仅仅带有某些职役性质的地方官吏, 其职役性质在渐渐增加, “不乐为吏”的现象随之而来, “除为吏”也不再荣光, “吏”的地位逐渐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