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资本论》：公共卫生危机是资本主义矛盾的体现和爆发.docVIP

精品文档，助力人生，欢迎关注小编！ 重读《资本论》：公共卫生危机是资本主义矛盾的体现和爆发 李凌 《资本论》写作于19世纪50—60年代，这个时期正是英国各种瘟疫频频爆发的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大量引用了英国枢密院卫生官约翰·西蒙医生当时主编的《公共卫生报告》，一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在劳动时间、工资收入、劳动环境、居住条件等方面对工人的克扣、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也剖析了瘟疫大流行背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成因。重读《资本论》，马克思的理论跨越百年向我们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公共卫生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的体现和爆发。 瘟疫周期性流行对无产者的致命戕害 尽管不是公共卫生专家，但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各种传染性疾病引发的瘟疫，与资本主义生产如影隨形，已经成为英国周期复发的流行病。“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1847年到1864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第758页）《公共卫生报告》就是其中一项法令《1858年公共卫生法》的成果之一。《公共卫生报告》不仅详细记载了历年瘟疫爆发的情况，而且全面再现了瘟疫大流行如何与资本主义的剥削叠加在一起，演变成公共卫生危机，对城市工人、农业工人等无产者造成致命戕害。这让我们得以看到，资本主义对工人生活资料、劳动环境的克扣所造成的营养不良、居住条件拮据和劳动环境恶劣，是导致瘟疫在工人群体大流行的三大直接原因。 其一是营养不良。“棉纺织工人消费的营养量因贫困而被压低到可怜水平”（同上书，第754页），造成工人群体的免疫力下降，再加上工人“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区;是在卫生警察的工作收效最少，排水沟最坏，交通最差，环境最脏，水的供给最不充分最不清洁的地区”，“这些灾祸加在一起对生命固然是可怕的威胁”（同上书，第757页），为伤寒疫情蔓延创造了合适的环境。其二是居住条件拮据。马克思引用一位热病医院医生的原话：“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简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同上书，第762页）其三是劳动环境恶劣，死亡率居高不下。“一个地方靠室内共同劳动为生的人越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个地区由肺病引起的死亡率就越高。”（《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第107页） 遭受经济和公共卫生双重危机的工人命运是如此悲惨，以至于形成人类瘟疫史上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那就是在经历了18世纪第一个医学黄金时代后的19世纪早中期，英国、美国等很多地方大城市死亡率，居然还有所增加。这正是由于资本家对工人在工资、居住条件、劳动条件等方面的苛刻，工人在瘟疫面前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只能单纯依靠身体与病毒殊死搏斗，生死完全听天由命。这种“肉体免疫”的方式，充分揭露了资本主义面对公共卫生危机，始终把剩余价值最大化，而非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弊端。 资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 《公共卫生报告》揭示了瘟疫大流行与工人居住条件、劳动环境和营养状况之间的必然联系，但并没有也无法触及瘟疫周期性流行的社会制度成因，也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卫生危机周期性爆发的难题。而这正是马克思在引用《公共卫生报告》基础上，利用唯物史观作出的开创性研究和极富洞见的发现。 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和根本目的，都是资本的增殖，甚至就资本家而言，也只是人格化的资本，是为了资本增殖、冷酷无情的工具。为了寻求资本增殖的最大化，资本主义生产既有可能从“可变资本”的压榨，即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等方面，从工人劳动里榨取更多剩余价值，也有可能从“不变资本”的节约，即克扣劳动环境、居住条件等方面，减少资本的投入。资本主义生产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就在赚取更多利润与改善工人生活及劳动环境中间产生了。换而言之，资本家既不会愿意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动力去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因为这些都背离资本逐利的本性。 在“不变资本”的节约上，马克思揭露了公共卫生危机不可避免的一个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做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做提高利润率的手段。” 在“可变资本”的增殖上，资本主义生产也必然导致对工人健康的漠视。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