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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近用权及消息来源对政府调控新媒体影响 　　编者按:当今,随着数码技术及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计算机和手机为主体的新媒介及其网络技术应用日渐普及化、平民化,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正在走进一个全新的传播时代。新媒体不仅仅意味着传播技术的进步,更意味着传统传播语境的改变,传统传播内容及其生产方式的转变,更是对传统传播话语权的解构。新媒介作为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现代化传播方式,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而且深深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本刊特开辟“媒介化社会与新媒体传播”栏目。本栏目欢迎从学科交叉的角度,综合运用传播学、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化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等理论和方法,探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 　　 　　摘要:在新媒体背景下,政府与一般民众在新媒介近用权和消息来源方面的博弈呈现显著变化,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理念和策略提出了挑战。通过对代表政府和民间的两大互联网论坛――“强国论坛”和“天涯社区”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开设的“抗震救灾论坛”和“汶川地震”专版的量化分析,指出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网络时政论坛日益具有公共领域特征,促使新媒介接近使用权发生下移和反转;其二,网络论坛激发网民的主动参与和意义建构,进而带来新媒体和消息来源的变化;其三,网络论坛改变了传统宣传控制模式,由此带来政府调控新媒体的理念和策略变化。作为“民主的沟通”的公共关系,可以在新媒体的源头和管道上,为政府提供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的策略性调控理念和对策,从而优化和完善政府的新媒体管理系统。 　　关键词:媒介近用权;消息来源;新媒体;汶川大地震;公共关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1.004 　　 　　近十年来,新媒体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整个学术研究领域的焦点议题。欧美学者对新媒体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从整体上考察新媒体的历史、社会影响、演进规律和政府规制等等[1-2];二是分别研究各种新媒体的相关议题,主要包括新媒体本身特质、新媒体使用特征、媒体效果与新传播技术和媒体改进与融合研究,等等[3]。这些研究的理论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创新扩散理论”和“技术的社会塑造理论”[4]上。也有国内学者认为,英、美等国的网络传播研究大致从三个角度展开:一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网络上的社会交往行为;二是从政治、法律的角度,关注网络传播对现有社会规范体系的影响和改造;三是从与传统媒介相参照的角度,关注网络传播对信息传播活动带来的变化及其特点[5]。 　　国内新媒体研究基本追随美国的方向[6],其研究成果颇丰,近十年来,论著和译著有百余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十几项。相关学术研究论文仅2006年就达500多篇。近两年来,新媒体研究热点集中在博客/播客、手机媒体、数字电视、媒介融合、网络危机处理等方面。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如“信息社会4.0”[7] 、“新媒体需求论”、“数码沟指标”[8]、“新媒介即关系”[9]等。比较而言,国内新媒体研究侧重在传播科技、数字传媒及网络媒体的理论、应用和政策方面;就新媒体管理政策而言,更注重政府实施硬性调控策略研究,却忽略了政府通过其它渠道实施的非强制性调控策略研究。虽然学界对新媒体所带来的“公共空间”、“公共新闻”、“公民社会”等公共议题有广泛关注,但是理论研究视角大多运用技术范式、社会学范式和传播学范式,缺乏政治学范式和公共关系学范式的运用。 　　事实上,新媒体的出现,彻底挑战了原先高度集中控制的媒体管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与一般民众在媒介近用权和消息来源方面的关系状态,呈现出政府近用新媒体能力低下,垄断消息来源的地位瓦解,与民众近用新媒体权力扩大,消息来源角色增强的二元博弈格局。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如何对新媒体进行策略性调控,是衡量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本文以中国目前两个最大的网络时政论坛――“强国论坛”和“天涯社区”为例进行了实证考察,对两大论坛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开设的“抗震救灾论坛”和“汶川地震”专版进行量化分析,以揭示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影响。 　　 　　一、媒介近用权与消息来源理论透视 　　 　　媒介近用权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法学界提出的一项公民权利,美国学者Jerome A.Barron教授于1967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出版的杂志Harvard Law Review上发表了《进入新闻:一种新的第一修正案权利》[10]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媒体接近使用权”的概念。 英文access一字,实际上包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