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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文本分析在方法论上贡献 　　在一般老师或者论者看来，分析本身就是关键了，还有什么分析的关键！这样的问题似乎有点幼稚，有点“土”。但是，流行于中学乃至大学文学教学课堂上的“分析”却并不是分析，而是赞叹。因为，分析最起码的对象是矛盾，或者差异。而一些老师和论者所设想的“分析”，却不是分析矛盾或者差异，而拘泥于统一，或者是同一。也就是一条思路。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线性的途径，第一条，是表现的对象和形象的统一，或者同一：如，分析《荷塘月色》，时代背景是，四?一二大屠杀以后政治上的白色恐怖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这一切在文章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因而文章是好的。《祝福》：在封建礼教统治下劳动妇女从物质到精神是备受摧残的，而祥林嫂的命运恰恰反映了普遍存在的悲剧。郁达夫《故都的秋》，三十年代北平故都的生活是充满乡村式的悠闲的，《故都之秋》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情调；王维的《过香积寺》中的名句“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则是“惟妙惟肖”地表现了景色的特点。总而言之，作为主观创造的文学形象的价值，就在于与客观对象、现实的统一。另一条思维，是作者和形象的统一，或者同一，二者虽然有些差异，但是，径情直遂的直线式思维却是统一的。如，《醉翁亭记》的作者是被贬的，因而，即使其中有二十几个“乐“字，表现了作家与民同乐的境界，也一定掩藏着“悲”的，柳宗元被贬了，那他的《小石谭记》也只能是悲的，即使文章明明说“心乐之”，连鱼都“似与游人相乐”，还是转弯抹角说其有隐含着“人不如鱼”的感觉。鲁迅批判过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扼杀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意义就全在于对封建教育体制的批判。孙绍振先生不止一次地指出，两种思路，虽然有些不同，但是从思想方法上，却是毫无二致的，那就是以追求对象和形象、作者和文本的同一性为任务。正是因为追求同一性，文章就根本谈不上分析。文章的题目往往是“赏析”，顾名思义，应该是欣赏和分析。欣赏是容易的，对文本赞赏一番，大致还能说得过去。但是，析呢？是分析。分析的对象应该是文本内在的差异和矛盾。赏只有建立在析的基础上，才能深刻。但是，有赏而无析，就使赏析变成了空泛的赞叹。这种赏析，从根本上就违背了赏析的宗旨。这种满足于同一性的思路，滔滔者天下皆是，以致给年青人造成一种印象，天经地义，文章似乎只能这样写。但是，孙绍振先生却从根本上提出了质疑：文章(形象)之所以叫做创作，就是因为它和对象、作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是经过加工、取舍，经过作者精神秩序某一特点的同化的。孙先生很机智地举过一个例子。他说表面上看，《荷塘月色》真实地写出了清华园一角的幽静意境。但是，这并不是清华园的全部，朱自清先生明明在文章中指出幽静并不是清华园的全部，相反，还有喧闹的一面：“这时，最热闹的要算树上的禅声和水上的蛙声了，但是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这样就揭示出了，文章内在的矛盾：喧闹和宁静。为什么朱自清只写宁静呢？因为他以内心宁静同化了环境，排除了喧闹。正是因为他觉得在宁静的环境中，“独处”，“是个自由人”，才会觉得本来不起眼的“白天很少行人，夜晚有点怕人”的荷塘，才变得美好，充满了诗意。 　　孙绍振先生指出，经典文学形象，天衣无缝，水乳交融，一般论者每每欲分析而不得其门而入，乃将哲学分析方法操作化。提出，还原法。亦即将一切形象，不当成与表现对象和作者心态同一的，而是经过心灵和形式同化了，和原生的状态相比，是发生了质的变化的。只有将原生的状态，也即没有经过同化的状态想像(或者还原)出来，揭示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就是矛盾，才能进行分析。孙绍振先生还原法的入门，也就是艺术感觉的还原。 　　在这一点上，明确还是胡涂，是懂不懂得艺术，能不能进行艺术分析的关键。许多破坏艺术的所谓分析，就是因为在这一点犯糊涂的结果。这种看来是很低级的错误，并不一定是低水平的人士，有时恰恰是高级的人士。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明朝诗人、诗歌理论家杨慎对杜牧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提出疑问：“千里莺啼千里绿映红，谁能听得，谁能见得”不如改“十里”。过了几百年，清朝的何文焕就顶他，就是改成十里，人的眼睛也还是很难看得见啊。一定要看得见，只能改成一里莺啼绿映红。何文焕顶得很机智。但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问题，更没有从方法上，尤其是方法的操作性有所突破。而孙绍振在他《论变异》《文学创作论》《审美价值和情感逻辑》《文学性演讲录》《名作细读》《孙绍振如此解读作品》等等一系列著作中，反复指出，在情感冲击下感觉发生变异，是艺术感觉的基础。二者之间有质的不同。杨慎提出的问题，是典型的拘执形象与对象统一性的逻辑。按孙先生的观念和方法，“千里莺啼绿映红”，是艺术感觉，而十里或者一里，日常感觉。千里之所以胜于一里乃至十里，正是显示情感对于感觉冲击之强烈。这看起来是个小儿科的问题，实质在文本分析上是十分尖端的问题。在一次评课会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