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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中三社联动内涵机制及其实践逻辑 　　摘要：“三社联动”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其在本质上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互动逻辑，内含着明显的政社互动关系。嵌入性理论为“三社联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内在地要求其遵循“社区嵌入社会”的本质机理，并从“脱嵌的社区”状态向“社区的再嵌入”转变，进而形成一种基于政社分开与团结基础上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通过对近年来深圳市H社区“三社联动”的经验反思发现，“社区”作为关键要素重塑了地方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格局，在实践中促进了国家与社会从二元对立向二重共生的关系转变；社会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整合性建构不可或缺。 　　关键词：“三社联动”；政社分开与团结；嵌入性；社会工作；社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创新社会治理”成为各地探索和推进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那么，如何理解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强调从以往政府行政管理本位向多主体协同共治的逻辑转变，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内涵所指。这一转变至少体现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在主体、规则、机制、效应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其中，强调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的主体治理路径，向不同主体如何有效治理的规则治理路径的转变，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诉求。正是治理关系和治理规则的建构，成为社会建设的核心维度。从根本上讲，创新社会治理要求进一步优化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以在特定的治理规则（如何治理、如何互动）下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力，促进社会治理效益的最大化。那么，国家与社会之间应形成何种互动关系？这里的国家、社会在当前中国语境下分别指什么？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以形成创新社会治理所需的政社联结机制和治理规则？本研究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三社联动”：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 　　在进入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本文所讲的国家、社会的基本内涵及外延进行初步的界定，并进一步将二者纳入基层社会治理脉络中进行分析。韦伯对“国家”进行过极富创造性的建构，即“现代国家是一个施行支配的必要组织，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一种由合法的暴力支撑的关系，是在给定疆域中成功地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希尔斯指出，“国家是民族或人民的化身，它是一个有目的性、有凝聚力的实体”。米格代尔尝试在韦伯等人论点的基础上重构国家定义，即“国家是一个权力场域，其标志是使用暴力和威胁使用暴力，并受到民众的观念和国家各个组成部门的实践所形塑和影响”。韦伯的国家观具有抽象性和理想性特征，强调国家的独立性，因而与其他社会力量之间有明显的界限，且强化了国家权力至上和国家能力的无限性；希尔斯的定义更加符合一种民族国家对于“国家”意义的理解；而米格代尔则进一步将国家推向了更接近现实的境地，即国家具有权力属性，且这种权力要受到民众的观念和组成国家不同部门的实践所影响，这个定义暗含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相互改变、相互强化、相互构成的关系。其“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范式就深刻地体现了他的上述论点。米格代尔的国家观对我们理解当下中国语境下的“国家”含义具有重要启示：其一，国家的存在是与社会相互依存的；其二，国家并非铁板一块的抽象实体，而是由诸多具体的部门及其实践所构成的，体现出国家的不同面向；其三，国家能力具有有限性，这成为国家与社会的连接点。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的“国家”既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实体组织，同时，因其具有不同层次和结构而形成一套复杂的权力网络体系，在行动实践上表现为中央、地方各级政府运用权力进行公权力实践的各个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国家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指整个民族、又可以是一种民族凝聚力，既指中央政府，也可以指称中央政府以外的各级地方权力体系（笔者将后者统称为“地方国家”，体现出国家在基层的表现形态）。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国家意指具有权力、权威的地方政府，包括省、市、区（县）、乡（镇）以及街道等层级的权力主体。 　　关于“社会”内涵的论争，至今尚未停止。“社会”概念最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被具体化为城邦，因而，体现了较强的政治社会属性；马克思有关“社会”的概念更多地强调国家以外的领域，因而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深层传统；涂尔干将“社会”视为一系列社会事实构成的有机体，因而是一种集体性存在，它具有强烈的道德和宗教属性；波兰尼在涂尔干的基础上，指出“社会”具有实体性，相对于市场的不断入侵，一种具有反思性、反作用力和自我保护的社会随之出现，这样的“社会”包含着各种义务、互惠、宗教、行为模式以及一系列能够引导人类冲突和欲望转向非经济目的的其他社会关系。可见，“社会”的内涵经历了与政治国家一体、分离到具有集体性、实体性、道德性的具体化的社会结构或关系。尽管上述思想仍具高度抽象性和概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