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香港音乐话语反思.docVIP

对香港音乐话语反思 　　“话语”一词，在近年的学术刊物是常见的用语，不过，在音乐领域的学术论述却不常见。李诗原1999年完成的文稿《文化转型时期的批评话语——中国新音乐批评导论》应该是先驱。但是，这篇文稿当时并未出版，其中一章《当代音乐批评中后殖民话语评析》亦是在十年后才在《黄钟》发表。而2012年出版，由王耀华所写、题为《构建中国人的传统音乐话语体系》的论文，亦是少有的一个例子。但是，以上两篇论文，对“话语”的本质、概念及其起源并未提及，也没有论及“话语”本身和权力的紧密关系。本文有意为这两方面的话题在此作补充。 　　“话语”一词，翻译自英文的“discourse”，源于语言学，原意指一般口头和书写的沟通。但当我们对沟通的产物，即“discourse”提出疑问，如去探究其所讨论的对象、所定下的规范、所产生的社会功效及其如何达成、维持其存在和延续的价值等，“discourse”的意思便已超越一般口头和书写的沟通。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其研究和著作中，透过剖释“话语”和语言有关的整个知识体系和权力关系而为“话语”下了新的定义。福柯指出：“话语，即说话本身，无论我们用的字词、我们引用他人所用的字词，就算这些字词已是其他人所理解和接纳的，就算这只不过是一个回应，说话本身便是一种力量。话语之力量，并非表层的刻画，而是有实质的成效。”因此，“Discourse是手段，可以以此去征服、引发事件的发生，也可以促成决定、产生战争、达成胜利。”正因如此，“话语”在不知不觉间成为权力的处方，当权者以此操控被统治者。 　　“Discourse”的理论被引进中文的语境，在中国大陆翻译成“话语”，在香港多被译成“论述”。在字面上，两者的意思略有不同；“论述”多泛指比较大型严肃的书写，而“话语”则可以指任何性质的书写。福柯的“话语”理论，影响深远，致使各学术领域的研究者更能理解到语言、知识、权力、政治及社会形态之间的互动。受福柯的启发，笔者对香港音乐的话语产生兴趣，把已出版的有关香港音乐研究的成果视为香港音乐的话语。与此同时，也对香港音乐的话语提出以下的疑问：香港的音乐在短短的历史发展中有哪些话语？香港音乐的话语又有什么重大的课题？这些话语由谁来写又是为谁而写？本人希望透过话语和权力关系的理论，去解读两本有关香港音乐书籍的话语特征：朱瑞冰主编的《香港音乐发展概论》和梁茂春所著的《香港作曲家：三十至九十年代》，再而探讨有关书写香港音乐历史这一项重大的话语所面对的挑战。依笔者之见，对话语的认识，有助我们理解和解构各种和音乐有关的话语及其和权力的关系，使我们更能理解话语的深层意义。 　　从殖民到后殖民 　　任何有关香港的话语，和香港的殖民历史不可分割。香港位于珠江口东部，六千多年前已有先民在此居住，以捕鱼为生。一直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直至1842年，中英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港岛割让英国，开始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统治。香港开埠时，人数只有数千，到了20世纪初，人口也只有三十万。一直以来，香港是一个过渡城市，移民人口和外籍劳工占人口颇高的比例。新移民因过客心态而产生的“游离身份”，深深影响香港的文化。不过，和其他殖民城市不同，香港在殖民统治前并没有明确和丰厚的历史，所以1997年后，不能也不须回归到因被殖民而遭切断的历史。再且，香港是英国殖民统治的一个极成功的例子，在这百年间，香港由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大都会，引证了安东尼·金（Anthony King）所提出的“殖民城市可被视为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先驱”之说。香港回归前已达至的经济及制度上的现代化，使香港在后殖民阶段和其他后殖民城市的经历有所出入。如香港的殖民地历史，不以成功争取独立的形态出现，而是以回归母体为依归。自20世纪70年代始，香港已孕育出一套有其特质的本土文化形态，尤其在大众文化的领域，如电影、电视、流行曲、漫画等。1997年回归后，尽管在政治上，香港实行高度自治，一国两制及港人治港，但在文化上，港人无可避免地要开始思考和母体的关系，特区政府也从多方面鼓励港人加强和母体的联系，如中小学学生学唱国歌、课程加入爱国教育等，都是融入祖国文化的一小步。 　　香港音乐的“无语”和“话语”的建立 　　有关香港音乐的话语，亦和“回归”这历史分水岭有着紧密的关系。以“香港音乐”为题的书写，在1997年前出版的，寥寥无几。其中只有1990年出版的“古今香港系列”中由黄志华著作的《粤语流行曲四十年》，再有1994年出版，由鲁金著作的《粤曲歌坛话沧桑》，但二者都没有开宗名义地打着“香港音乐”的“话题”。 　　1997年前香港音乐话语的欠缺，和港人缺乏身份意识和其过客心态不无关系。港英政府对香港的管治，经济挂帅，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却只予港人有限的政治参与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