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战乱后母戊鼎自述.docVIP

历经战乱后母戊鼎自述 　　“后母戊鼎”，就是大家在历史课本里读到的“司母戊鼎”，近年来学界认为，铭文的第一个字应为“后”字，2011年，新国博开张，在馆藏介绍中为这个镇馆之宝正名，纠正了这个多年的误会。回顾国博百年变迁，听听很有故事的后母戊鼎自己怎么说吧。 　　出身显赫，地下躲战乱 　　我已经很老了，老到记不清很多事情。不过你若想听国博的故事，问我就算问对了。 　　1939年3月的一天，河南“西北岗”的一些村民把我从土里弄了出来，我这一觉就睡了两千多年。拉起一个体重800多公斤的胖子，他们很是费了一些力气。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知道自己很重要。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后来我听说，《富春山居图》的主人吴洪裕就是因为太爱它而险些毁了它。然而我毕竟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早在我出土之前，国家博物馆的建设计划已经初具雏形(1912年7月，民国政府在北京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而那将是我最终的归宿。 　　“九·一八”事变后，民国政府下令北平各文物保管单位将重要文物南迁。我则被当地老百姓重新深埋起来。听青铜器专家杜廼松说，“后来实在躲不过去，当地老百姓就用了其他小一点的鼎代替，交到日本人那儿”。 　　抗战结束以后，1946年7月，政府派兵再次将我挖了出来，安放在“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同年10月蒋介石六十大寿之际，我被运送到了南京，住进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老蒋跑路，大鼎带不动 　　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的开展，南京国民政府准备逃往台湾，要求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等地文物精品带走。我不得不与一些朋友道别，其中就包括毛公鼎。 　　出生于西周晚期的毛公鼎比我年轻，它没有我块头大，但因为出土时极为完整(我出土时有一只耳朵不见了)，肚子里的铭文也是最多的，而被视为稀世珍宝。1920年，美、日列强商贾都垂涎于它，时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知道了这个消息，与其他两人筹资3万元，将它从道胜银行赎了过来，藏进上海的寓所“懿园”。抗战爆发后，苏皖一带很快就被日本人所占领，日本宪兵队到处搜寻它的下落，闹得鸡犬不宁。 　　话说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挑选赴台文物的时候，也很想带上我，只是我太胖、太重了。时间紧迫，他们便选了瘦一些的毛公鼎。后来杜廼松这么感慨：“时间来得及的话肯定是要被运走的，幸亏没有被运走。”你看，这就是身为胖子的好处。总之我留在了南京，后来又入藏了南京博物院。 　　历史博物馆来了“四宝” 　　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之际，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大楼在天安门广场东侧落成，成为我国最高历史文化殿堂。就在这一年，我被调拨过来，与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大盂鼎、虢季子白盘、四羊方尊胜利会师。 　　大盂鼎与我一样经历了辗转奔波。它曾被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潘祖荫收藏，1937年苏州沦陷后，潘家后人将大盂鼎深埋保存。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潘祖荫的孙媳将鼎捐了出来。 　　大盂鼎和我都算走运，谈到那场战争，四羊方尊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因为它曾被炸成二十多块。1952年，湖南文物工作者花了两个多月才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虢季子白盘在清末即与毛公鼎和大盂鼎齐名，新中国成立后被大藏家刘铭传后人捐献给国家。这位仁兄体量惊人，号称“盘王”——唉，不是楼盘的盘啦，学者们猜测，它是一个盛冰的大盘，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大澡盆。 　　196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之际，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向社会开放，分别展出“中国通史陈列”和“中国革命史陈列”，国家宝藏的格局已渐趋形成。 　　犀尊、“南巡图”前来报到 　　我们四兄弟一来，这里自然成为青铜器重镇，其他各类文物也纷纷加盟。 　　出土文物的发掘补充依然是个重要途径。1963年，一个陕西村民挖出了错金银云纹铜犀尊，辗转上交到国家文物局。铜犀尊和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的利簋最终都与我相见。 　　1988年至1991年间，通过接受捐赠、文物商店价拨、私人收藏者手中征购等方式来到我身边的，还有元黄公望《溪山雨意图》卷、宋拓《道国法师碑》拓本等。1989年6月，为迎接建国40周年的到来，红山玉龙被调往北京参加展出，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200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又征集到青铜器、金器、石刻、陶器、书画、钱币等各类文物140余件(组)。我就是在这时遇到了纸本设色《乾隆南巡图》的。它来自一个没落的大家族。起初，一个清代画家为乾隆皇帝绘制了十二卷的绢本，随后又创作了一套纸本的。后来绢本散落各处(目前已知第九卷、第十二卷藏于故宫博物院，第四卷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而纸本设色的《乾隆南巡图》，也就是我这位小老弟则完整地来到了“国家宝藏”。 　　称雄新国博二号中央大厅 　　进入21世纪后，我所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便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成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国博改扩建计划开始实施，馆藏文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