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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艺“戏比天大”背后 　　今年夏天，上海的观众忙得不亦乐乎，除了远观伦敦奥运，还能近赏北京人艺60周年上海巡展。此次巡展是继1961年、1988年之后，北京人艺的第三次大规模赴沪演出，带来了《知己》《我爱桃花》《原野》《关系》《窝头会馆》五部精品剧目，引发全城轰动。因为戏票早已售罄，上海大剧院的张哲院长半夜三更还不断接到寻票电话，既欣喜又无奈。 　　北京人艺的上海行获得了市场的良好反馈，但收获更多的是上海观众、艺术家对于人艺的尊重与钦佩。“北京人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个整体，有一支强大的话剧队伍，有传承、有底蕴，而且60年来以其极高的文化追求和戏剧品质成为了我国舞台精英文化的代表。”著名表演艺术家焦晃如此感慨道。在人艺的精彩演出中，观众深刻感受到了人艺的戏剧人对于“戏比天大”精神的秉承，对于人艺传统的坚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开拓创新。正如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所感言，“我想到一个名人的名言：很多很多历史养成一点点传统，很多很多传统养成一点点品位，很多很多品位养成一点点艺术。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传统，我觉得当我们坚持这个传统的时候，传统往往会走到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 　　在戏剧寻找突围之路的现状下，北京人艺无疑是值得学习与借鉴的样本。人艺成功背后有着怎样的“法宝”？人艺的经验对上海乃至全国戏剧的发展有怎样的启迪？今后六十年人艺该如何走？日前，在由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上海大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合主办，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唐斯复工作室和上海东方演艺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六十周年·2012上海演出创作、评论、媒体座谈会”上，众多北京人艺的戏剧人与上海的艺术家、专家学者和特邀观众汇聚一堂，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对传统的坚守与创新 　　罗怀臻（中国剧协副主席）：我认为，多年来北京人艺一直坚守了三个传统：第一个传统，话剧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永远是话剧的第一要素，也是最基本的要素。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出现的一些演员，有可能在影视方面知名度更大，但是我感觉他们舞台上的工夫特别是台词工夫都没有荒废。而且北京人艺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语言充分的人性化。第二个传统，话剧是文学的艺术。北京人艺的每一个剧目都有深厚的文学底蕴，从人艺建院之初，郭沫若、老舍、曹禺这些老一辈就奠定了剧院的风格，到今天人艺始终能吸引当代最杰出的作家、剧作家，比如刘恒、邹静之、万方等。同时北京人艺的诚意也使得这些作家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对时代的认识托付于为北京人艺创作的剧本中。第三个传统，话剧是中国的艺术。尽管最初话剧是舶来的，但是百年来中国的话剧艺术家一直在艰难探索中，包括以焦菊隐先生为代表的话剧艺术民族化，在实践过程中，我觉得中国学派的话剧、中国美感的话剧、中国精神的话剧已经完全成熟。而此中，北京人艺是一个杰出的代表。我想北京人艺能够坚持自己的风格，这不再是北京胡同、市井的、侠义的北京风格，而是以北京为代表，以中国北方普通话为语音，以汉民族文化为基础的中国风格的话剧。 　　杨绍林（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我觉得人艺这五台戏的演出最起码是今年夏天上海话剧舞台或者是剧场艺术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重大事件正是靠神圣支撑的，而不是靠商业支撑的。当然戏剧表演艺术离不开观众，但是我们更需要这份神圣。那么这份神圣是靠什么支撑的呢？我想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北京人艺的这个牌子，从郭沫若、老舍、曹禺院长到今天的张和平院长，这块牌子没有变，而且一直在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这说说容易，但是真正做到可不容易。他们一直用自己的剧目，用自己的艺术家来维护这个牌子，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第二，这个牌子、这个神圣是由一大批剧目所支撑的。第三，人艺凝聚了一批中国顶尖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让人敬畏，让人永远记住。 　　陈薪伊（导演）：我觉得坚守是需要勇气的，这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更需要文化、智慧，这是我们所欠缺的。我认为北京人艺的风格不是北京味，而是文化的力量。文化是北京人艺一贯坚持的。无论你怎么改，我的传承文化的力量不改，无论你怎么改，我的批判文化的力量不改。我可以忍气吞声，但是文化不能改变。我觉得这是北京人艺最让我们上海学习和借鉴的。前年，我做《原野》的时候，突然茅塞顿开，我解读到了一点曹禺内心的痛苦，文化的痛苦是他最大的痛苦。在博物馆，在曹禺专栏里我看到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对他的批语：“阁下春秋鼎盛”，非常伟大的评价；而后面四个字，我当时一看到冷汗就出来了，是“好自为之”。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毛主席对曹禺的评价。我觉得曹禺知道这句话时肯定比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还要紧张。在动乱中，他也被扭曲了，但是他的作品留下了，由他的作品培养的一批艺术家留下了，这个本身就是管理者的文化思维。我再借用一位欧洲导演的说法，剧院是城市建筑的英雄，能够当得起这个称谓的，我觉得是首都剧场。“英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