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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视成就报道内容创新因素 　　摘要：与以往重大成就报道不同，央视“回眸十一五”大型系列报道《我的这五年》首次聚焦普通中国人的梦想故事，让表情讯息代替成就数据进入公众视野，让前台主题信息退至后台，归因模式更加开放和务实，编码方式更加体现协商性而非主导性，从而在与观众的心灵对话中实现了舆论引导。 　　关键词：《我的这五年》 成就报道 舆论引导 　　 　　从2010年11月10日开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隆重推出了“回眸十一五”系列报道《我的这五年》，首次聚焦“普通人的中国梦”，每天为观众讲述一个寻常百姓的故事，前后持续了4个多月，共100多集。同样是主题报道，但这次的报道却让人耳目一新，直达灵魂深处，让人久久不能释怀。那么，这些报道中究竟有哪些元素吸引并打动了我们，又有哪些成功经验值得我们今后借鉴和汲取呢？以下，我们可以从表情讯息公共???、前台信息后台化、归因模式理性化、编码方式协商性等层面来加以剖析。 　　表情讯息公共化 　　美国社会学家埃尔温?戈夫曼在他的一项社会交往分析中，曾区分了“表情”和“传播”这两种概念。他认为，“表情”指的是姿势、符号、声音、标记以及某个环境中某个人出现所产生的运动。而“传播”则指的是使用语言或类似于语言的符号，有意识地传递“讯息”的行为。按照这种区分方式，一个人可以随意地开始或停止传播，但是他不能停止表情的表达。传播是有意识地进行，表情则是无意识地“流露”。而在电视上，表情的重要性通常超过语言――“电视上演讲的政治家即使引用了其他人的文章或诗句，这也能反映出他的个人哲学，这也会使观众高兴。相反，如果某位政治家让别人代替自己发表媒介演讲，他将会疏远观众，即使那些话都是政治家亲自写的，效果也一样。”①可以说，电视上丰富的节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表情讯息而不是传播内容。 　　但是，回顾以往的电视主题报道特别是成就报道，见事不见人，很多都是总体性的陈述和枯燥的数字罗列，是传播内容，而不是表情内容。即便是所谓的“点面结合式”报道，“点”的表情内容也是有限的和被遮蔽的，是为了说明和印证“面”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但是，在《我的这五年》大型系列报道中，作为公民的个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表情讯息却成为报道的主体，进入了公众视野。看完报道后，作为观众，可能不一定会记得主人公在这五年当中到底取得了哪些成就，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人格魅力却给观众留下了永远的记忆。如长期坚守大山无暇顾及家庭而在班会上向女儿道歉的青年教师冯雪红，靠卖羊肉串维持生计却矢志资助贫困学生的朴实汉子阿里木，怀着拍电影的朴素愿望并坚持不懈一点点靠近梦想的彭家兄弟，骑着自行车上街以防代管、以帮代管的“最美城管”杨维勋……这些人物的一幕幕影像活生生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 　　与表情内容的传递相适宜，系列报道很多都采用了第一视角、访谈、音乐等表现手段。如《孙恒：音乐老师变身博物馆馆长》开篇就是一段内心独白：“我叫孙恒，今年35了，我出来打工12年了，我干过很多工作，有过很多梦想，也实现了一些，比如他们叫我团长，因为我是新工人艺术团的团长；他们叫我校长，因为我是同心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但说实话，再怎么做梦，我也没想到我能成为一名馆长，现在我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馆长。”而《阿里木：卖羊肉串的慈善家》则在报道的最后安排了一段配乐的、类似意识流的心愿表白：“我觉得我烤的羊肉串太好吃了，我太厉害了，旺季的时候我就想烤羊肉串，淡季的时候我就想娶老婆，我要一个不打麻将的老婆……”这些无疑进一步增强了报道的感染力。 　　前台信息后台化 　　美国社会学家埃尔温?戈夫曼认为，所有社会角色的行为实际上都是表演，是一种有选择的展示。任何人在某个环境中的行为都可被分为两类：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在前台，他们要扮演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概念的社会角色；而在后台，他们可以放松地演练、琢磨将来演出的策略。基于这一面对面交往理论，美国传播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提出，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创造出了新的社会场景，这一场景融合了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带来了人们对“恰当行为”观念的改变，其重新塑造行为的程度远远超越了它所传递的具体信息。 　　这一观点正在被现在的媒介现象所证实。新媒介环境下，人人都是公民记者，人人都可随时发布信息，前台信息和后台信息的交织融合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模式和信息消费习惯逐渐被观众所接受。而以往传统媒体单一的前台信息或前台信息与后台信息的不一致都会极大地降低报道的公信力。当然，所谓的前台、后台也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说我国“十一五”期间的巨大成就是前台的话，那么诸多小人物的艰苦奋斗就是后台；如果说典型人物的事迹是前台的话，那么他们为此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就是后台；如果说他们的态度是前台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看法就成了后台。而后台信息往往因为比前台信息显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