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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进典型宣传艺术 　　近年来，随着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呈现的新特点，社会思潮与社会风尚、生活方式发生的新变化，以及受众出现的多元化、多层次、多变量的新趋势，一些新闻工作者把典型“神圣化”、“模式化”、“文学化”，使典型宣传出现了一些带有倾向性的偏差：有的不顾时代的需要去“凑”典型，有的违背真实性原则和生活逻辑去“吹”典型，有的采取贬低群众的手法去“抬”典型，还有的强扭角度去“造”典型，以致宣传出来的典型，失去应有的公信力，不是难以引起人们共鸣，便是令人不敢苟同，甚至使人反感。对此，笔者针对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典型既是时代的“产儿”，又是人民的英雄；宣传典型，既要回应时代的召唤，又要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不可不顾时代的需要和大众愿望把典型凑成“英雄谱”。新闻媒体，不能创造典型，但可以发现典型、宣传典型，而宣传的典型是否有普遍意义，是否有推广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回应了时代的召唤，是否反映了时代的主旋律，是否蕴含着时代的气息、时代的印记、时代的特征，是否撞击了世人关注的社会热点、焦点。如果离开特定的历史时代，孤立地树立典型，典型就成了无本之木，典型宣传就失去了意义。 　　我国当前宣传的人民的好警察任长霞，可谓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完美结合的瑰丽之花；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郑培民，他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生动形象地回答了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经受住各种风险和考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毕生护法为民的好法官”宋鱼水，其事迹恰恰展示了新时期人民法官的时代风采。可见，时势造英雄，英雄顺时势。而我们有的新闻工作者，缺乏这种时代意识，把本该在关键时刻推出的典型搁置一边；把平时需要宣传的典型推迟“半拍”；把不能代表时代主流的典型作为重点，这是不可取的。这些无论是向前方或向后方，向国内或向国外传播的先进典型，之所以能在党和国家的“英雄谱”里熠熠生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拯救中华的危急关头，在振兴中华的关键时刻，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需要???护的时候推出的。 　　二、典型既是历史的丰碑，又是现实生活的“原型”；宣传典型，既要实事求是，又要合乎生活逻辑，不可不顾客观事实真实、可信性的原则把典型描绘成“画中人”。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中的典型，是作者根据文艺创作典型性的原则，把自己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生活感受，通过合理想象，使情节更感人，情境更引人，进而塑造出一个超越生活现实的形象。而新闻报道中的典型，是根据客观事实真实性的原则，把已经存在于某个人物中的事实挖掘出来加以筛选、提炼，从而再现一个能反映现实生活的特定形象。在典型宣传时，既不能贪大求全，企求典型全面、丰满，更不能随意夸大，一味地去神化。 　　一些媒体对“当代雷锋”、“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李润虎这一典型的宣传，就让人感到可信。一次，记者采访时问李润虎：“你结婚10年和妻子团聚不到半年，你不觉得欠妻子些什么吗？”听到这个问题，李润虎没有回答，只见他低下了头，泪水在眼眶里转来转去，迅速从口袋里摸出一根香烟，划了两根火柴才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烟灰足有半寸长。之后，他抬起头，两眼深深地透过窗户向很远很远的地方看去。这样宣传看起来有损于典型的形象，但相反更还原了一个普通人那真实而平凡的内心世界、那孤独与追求的矛盾情感。在受众看来，李润虎的事迹不是瞎吹的，而是使命和责任，更是信仰的神圣使他拥有常人不能理解的倔强，不可思议的忘我，难以体会的幸福。如果只报道“闪光点”，不讲典型的心理矛盾和性格弱点，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画中人”，所以，典型报道如能在捕捉“闪光点”的同时，再不加隐讳地写出典型的一些缺点，写出产生缺点的环境和根源，写出改正缺点的过程，典型就会使人觉得更加可亲可敬，更加真实可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典型宣传是否需要报道先进人物的缺点、弱点或失误，还要看是否服从于报道的主题和报道的实际需要，既不能人为淡化甚至掩盖缺点，也不能为了写缺点而写缺点。人们常说，文无定法，贵乎自然，就是这个道理。 　　三、典型既是整个队列中的“标兵”，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先进分子；宣传典型，既要注重共性，又要尊重个性，不可用强扭角度的办法把典型变成“百宝箱”。每个典型都具有各自不同的个性行为特征和思想道德品质，如果硬是强调一个格调，不仅失去了典型宣传的普遍意义，而且也失去了对典型个性的理解和尊重。徐洪刚被歹徒连捅14刀，肠子流出体外50多厘米，还追着歹徒死死不放，才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孔繁森舍小家为大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才成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郑培民以百姓的事为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成为共产党人的标兵。如果典型可以任意捏造，典型还成何体统？说到底，典型既是整个行列中的标兵，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先进分子，而不是任人摆弄的“变形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