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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视文化人性化传播 　　摘要：中国的电视文化仍处在不成熟期，这普遍反映在传播的非自觉性和眼光的短浅上，往往只顾眼前利益而不深入探索观众潜在的深层需求和新的节目形态。电视传播应该在顺应当下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基础之上，走人性化传播的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的双赢。 　　关键词：电视文化 人性化 传播 　　 　　理性的文化困境 　　 　　当前，全球化已经把中国纳入全球竞争的轨道，在不断卸掉历史包袱的同时，中国当前各种纷繁的文化思潮也由这种积极的参与和融合而产生，并不由自主地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以至于有人提出要构建自己的“文化版图”。 　　尼采曾宣称“上帝死了”，但这并非仅仅是基督教上帝的死，而在绝对意义上是欧洲几千年以来形而上学精神的死亡。尼采指出了价值的贬值，对欧洲精神的非神话作出了贡献，或者可以说，尼采哲学是一种启蒙运动，通过破除偶像权威，把人自身从陌生的强制和监护下解放了出来。作为后现代主义前驱的尼采的超人哲学的理论核心就是批判“形而上学”，而后现代就是一个告别整体、统一的时代，一个彻底多元化的时代。当西方思维方式整体上从理性向感性发生转变之时，中国也在不安与焦灼之中为自身的躁动找到了现代理论上的一个依据，这一点在都市文明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当今，当小资、中产阶层成为年轻人渴望成为的对象时，当雅皮士和嬉皮士以各种姿态出现在酒吧、舞厅、剧院时，当五颜六色的头发和光彩夺目的时装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我们不得不暂时忘记对崇高、理想、英雄等词的思索，来以另一种姿态审视这个被定义为“high”和“cool”的感性新世界。 　　关注感性并非堕落，也非庸俗，当今时代对物欲、个性近似赤裸的追求和张扬确实带有原始色彩，但这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进步，虽然这种进步和上升不易被觉察。历史的发展呈螺旋式，表面上的回复经常是前进的一种方式。当太多的理性和抽象观念把人的基本需要压抑得太久时，一直作为潜在话语的本能则需要反叛和释放，这一释放得以畅快实现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物质上的丰富。这一反叛在西方???在中国出现得更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思想意识领域转变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激烈的，但就内容上而言则绝对是缓慢的。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和20世纪的主流文化观念一直对中国民间日常生活构成压抑，民间大众的个体意识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所以这种启蒙在中国仍处于萌芽时期。当人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个人物质资料的获得、本能需要的满足、个人民主权利的享受而非抽象的概念和理想目标时，人才从本质上成为真正自然的人，人的社会功能才能得以更好的实现，社会结构才能得以健全而非虚空化。主流文化和理性往往因为感性“非理想化”的生存需求而对其排斥，这就形成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冲突，但在面临后现代时期对形而上学进行解构的大趋势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大众文化心理宣泄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就电视本体而言，电视本质上是感性的信息传播工具，即时传真的快捷、声画一体的综合功能使电视打破了时空的束缚，并最大限度地开发了人获取信息的感官的功能，而感官（眼、耳）的更大参与程度也必然挤占了理性思维判断的空间，在很容易就能获得对事物较为全面真实的了解的情况下，人就不会再倾向于做进一步积极的思考了。这一点，如果诉求于当今的快餐文化，也能得到同样的答案。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文明时期，时间和效率是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润滑剂，也是生命个体价值能否得以有效体现的重要砝码。生存竞争迫使个人以社会统一的方式谋求个体的发展，而这一方式则越来越体现为对知识和信息量的占有。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快速“浏览”信息并凭直觉剔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部分加以吸收。接受主体在作出这些判断时完全处在感性的状态下，所以，只有当信息的提供者也是以感性的方式提供信息时，信息传播才能因为“双向感性”的对称而得以更有效的实现。有人评价电视节目主持人说：“主持人一思考，观众就发笑。”这种观点或许有些刻薄，但它至少反映出一种收视心态，即讨厌理性。 　　电视总体上的服务对象决定了它是大众文化的代言人，同时也决定其必然直面观众的真情实感。在个体意识复苏、大众知识层次提升、百姓视野愈见开阔的时代，倾向理性的传播方式很难受到普通观众的欢迎。电视作为实际上的单向传播，对观众接受心理的把握异常重要，是严肃还是活泼，是理性还是感性，是居高临下还是平起平坐，是通知还是商讨（尽管是虚拟的）？凤凰卫视的传播原则是：娱乐性、服务性、资讯性和不断增强的新闻性。娱乐性排在第一位。其新闻播报以感性十足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使节目充满朝气和活力，给人以人情味和亲切感。这其实是体现了对观众的充分尊重。美国传播学者贝尔尼（E?Berne）指出，沟通者有三种自我状态，即父母自我状态、成人自我状态和儿童自我状态。父母自我状态即以权威和优越感为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