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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锢实验室微生物 　　目前，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十分矛盾。公众期望科技新发展能够继续提高生活水准，但他们又怀疑科学，因为他们不懂科学。 　　 ――斯蒂芬#8226;威廉#8226;霍金 　　 　　未来的某一天，人类发现了一种可以治愈疾病的新病毒，不料病毒变异后将受感染的人类变成活僵尸。于是一场大面积的病毒温疫突然爆发，传播速度之快几乎无人能够阻止，没人知道可怕的病毒来自何处，只知道它是没办法停止的、不可逆转的、无法治愈的，最重要的是，它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这种通过空气就能传播的病毒最终将整个纽约变成一座死城，那些被感染却没有死的人，身体发生了异变，成为一种可怕的生物，不再存在任何理智的思考，行尸走肉般居住在地下的黑暗当中，躲避着阳光。男主人公成了那里仅存的一个人类――不知何故，他的血液对这种病毒有着天生的免疫能力。作为人类最后的希望，??必须使用自己血液中的免疫系统，寻找逆转病毒的方法。 　　这是美国影片《我是传奇》的故事情节。 　　早在20年前，我国著名科幻作家叶永烈写的一篇小说《演出没有推迟》里就确切描述了一种很奇怪的能造成人类呼吸道疾病的病毒。在科幻电影中，病毒毁灭世界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影片《惊变28天》、《12猴子》、《恐怖地带》等等。这些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人类无节制地使用各种基因来配制新的生物所导致。 　　 　　躲不开的公众关注 　　 　　不论科学家是否愿意，如今的科学研究，早已不再是那种苹果树下思考问题的自娱自乐。发达的传播媒介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将那些原本只在学术圈内慢慢流传的研究内容变成地球人都知道的科学故事。对于科学研究而言，这种关注“有利有弊”。 　　有利的一面是，公众的关注可以让科学研究得到更大的重视，获取更多的资源。2010年因人造生命话题而大出风头的生物学家克莱格#8226;凡特（Craig Venter）就是利用公众关注的高手。不利的一面是，如霍金所言，公众因为不理解科学而产生不信任感，导致关注变成争议。 　　虽然没人认真统计过哪门学科哪项技术成为“争议话题”的频率最高。可以肯定，基因工程技术在争议榜上的排名一定低不了。 　　在一些公众眼中，那些穿着白色实验服、戴着手套的研究人员怎么看怎么不靠谱。且不说他们会不会因为好奇心驱使搞出个哥斯拉来。单说他们手里的试管，里面的微生物都带有人为植入的基因。如果这些微生物跑出实验室，会不会对人类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重大威胁？现在人类面对的一些棘手疾病，例如H1N1、超级病菌、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会不会是从实验室意外流出的基因工程微生物造成的？ 　　 　　逃逸的实验室微生物？ 　　 　　其实，这种对实验室微生物“逃逸”的担忧颇有历史，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最早表示出这种担忧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些从事基因工程研究的专业人士。20世纪70年代初，基因工程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将DNA片段在体外拼接，制造出原本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重组DNA，再将重组DNA送入大肠杆菌中，使得大肠杆菌产生新的性状或者制造出科学家想要的蛋白质。当时实验所用的DNA片段有不少来自于抗生素抗性基因和肿瘤病毒SV40的基因。于是，一些与微生物直接打交道的研究人员开始担心，携带有肿瘤病毒基因的大肠杆菌会不会从实验室中“泄漏”出去，进入人体肠道，使人患上癌症。也有人担心，一旦经过基因工程改造过的细菌出现在实验室以外，它们携带的抗生素抗性基因是否会传递给其他细菌，导致不惧怕抗生素的超级细菌出现。科研人员的这种忧虑，经过媒体的宣扬，在当时的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反对“基因工程”的风潮。 　　到了1974年，担忧达到高潮。包括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一批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撰文，呼吁人们在认真研究基因工程的风险之前，停止相关的研究工作。这样的呼吁，在科学史上也许绝无仅有。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危害存在，没有法律限制，没有政府命令，却要求科学家停止工作。要知道，在那个基因工程的“淘金”年代，任何研究进展都可能意味着巨大的学术荣誉和经济利益。世界上第一个基因工程专利，在1980年被批准后，仅专利费就赚取了超过1亿美元。但是，出于对安全的考虑，绝大部分科学家对呼吁表示支持，进而停止了手头的工作。 　　 　　“禁锢”实验室微生物 　　 　　1975年2月，旨在探讨基因工程安全性的学术会议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阿斯络马召开。数百人参加了这次在生命科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会议，他们中有生物学家、医生、律师、媒体工作者，甚至还有来自冷战铁幕另一侧的苏联代表。在会上，科学家决定开始建立一个完善的系统，将研究用微生物给“禁锢”起来，让它们为科研服务，但不会逃出去危害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 　　这个囚禁微生物的特殊“监狱”主要由两道屏障组成。第一道屏障被称为物理屏障（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