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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词汇现代性转变 　　摘要：甲午战争后，日本获胜的消息震惊了中国各界，派遣留日学生、翻译日本书籍等议论如火如荼。1896年，清政府首次派出13名留日学生。中国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纷纷翻译日文图书，大批日译新词随之流入中国，对中国文化构成影响与冲击。本文试从日译新词在近代中国的流行；近代学人对待日译新词的态度；词汇的现代性转变三方面展开，对日译新词这一文化现象进行分析。 　　关键词：日译新词；王国维；严复；梁启超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173-03 　　一、日译新词的流行 　　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梁启超东渡日本，汉字数量占“十之六七”的日译西书以及日本人撰写的西学论著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赴日不久，梁启超即作《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乃大声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又撰《论译书》，宣传翻译日本书籍的好处。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作《劝学篇》，其中《游学》、《广译》两篇集中论及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的益处。《游学》篇提到：“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广译》篇也极力强调“取径东洋”是学习西方的捷径。 　　政治见解相左的张、梁二人在这个问题上出乎寻常地达成一致，这无疑反应出当时某种时代趋势。明治时代的日文中包含大量汉字，相对于英、法等西方文字而言，中国人翻译日文显然容易得多，日本作为沟通中西的捷径开始受到大量关注。此外，张、梁的言论也表露出近代学人心目中东洋之学与西学的等级关系：从学理的层面来讲，东洋之学不及西洋之学，但从效率、功用的角度来看，学西洋又不如学东洋。 　　1896年起，清政府开始派遣留日学生，此后数年间，科举遭废，赴日留学人数激增。日译西书以及日本介绍西方书籍的著作，甚至日本教科书等都纷纷译介为汉语，大量日译新词随之流入中国。所谓日译新词，简单来说，是指近代日本在大举学习西方时借用汉字翻译的西学术语。日译新词虽然在形式上都是汉字，但大多与汉字的传统构词法不同。根据实藤惠秀等人的总结，日译新词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 日本人通过组合不同汉字、新创造的词汇，如“哲学”、“说明”等。 　　2. 中国古代汉语中固有却罕见的词汇，日本人用其表达新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古汉语的词义被改变了。如“科学”在古代汉语中的本意是“科举之学”，日本则将该词用作“science”的对应词，改变了其原始汉译。 　　3. 十六、十七世纪在华传教士和中国开明知识分子曾合作翻译了一批西书，日本人将其翻刻训点，吸收了其中的汉译词汇。这些词汇在中国长期未见流行，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又通过翻译日文的热潮回流入中国。比如“市场”、“民族”等，①属于刘禾在马西尼（Federico Massini）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return graphic loan）。 　　在追求“效速”的心理以及“和文汉读法”②的影响下，这个时期汉译作品的水平普遍较低。翻译者对日译名词大多生吞活剥，招致很多批评。1915年，一本题为《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讥讽说：“其中佶屈聱牙解人难索之时髦语比比皆是。”该书作者彭文祖③尖锐批判了带有“日本语臭”的中国翻译。不过，他所攻击的五十九个新名词大多变成了现代汉语常用词，比如“取缔”、“积极的/消极的”、“目的”等。 　　相对日语原文而言，当时的翻译几乎全是“直译”，汉语译文中夹杂着许多日译新词，由于国内读者对这些新词的涵义不甚了了，译者遂附加冗长的注释，一系列解释日译新词的词典也应运而生，比如汪荣宝等人编的《新尔雅》（1903年）等。日译新词的大量引入对汉语系统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词汇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进而为现代汉语的生成打下了基础，具体影响表现在双音节、三音节甚至四音节词汇空前增加，改变了以单音节为主的中国传统词汇，其中尤其是抽象名词数量激增，前缀、后缀式构词法变得普遍，比如“性”、“化”、“的”等等。同时，动补结构的新词大量出现，如“扩大”、“加强”等。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不符合中国传统构词法的新词汇，比如“手续”、“取缔”等等。 　　二、近代学人的态度 　　针对日译新词大量涌入中国的问题，近代学人的态度十分复杂。以下拟选取张之洞、梁启超、严复、王国维为代表，考察近代大批日译新词进入中国后，在知识界引发的震动。 　　1905年，张之洞负责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申明：不准乱用不够“雅驯”的日译新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杜绝使用日译新词，在张氏本人的《劝学篇》中，“代数”、“牧师”等新名词赫然在目，原因是对于传统中国所无之物，如果不用新名词则很难表达。张之洞的态度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