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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书谱》与王羲之地位演变 　　摘要：观南北朝至初唐的书论著作，可以看出对于王羲之书法的评价处于节节提高的状态，最终在唐太宗时期抬至最高点，这除了帝王的趣味对书法的影响之外，也暗含了时代整体的审美态度在其中。《书谱》作为历史上著名的书法理论著作，可以说是初唐“尊王”的书风深入民间的产物，但是在对于王羲之的比较、评价上，孙过庭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关键词：王羲之；《书谱》；书法；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J29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101-02 　　张怀?在《书断》中评价孙过庭：“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尚异好奇。”作为一件书法作品，《书谱》体现了孙过庭个人师法二王特别是王羲之的艺术风格。作为一部启示初学者学书的书法理论著作，它是建立在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学习与褒扬之上的。对王羲之书法的学习与评价，自晋以来几乎从未停止，通过对前代书论的整理，可以发现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处在一个不断比较、定位的状态。而在这个过程中王羲之的地位不断被提高，最终在唐太宗时期抬至最高点，从而极大的影响了初唐的书风与书论。 　　一、关于王羲之书法评价的变迁 　　纵观南北朝至初唐的书论著作，可以看出对于王羲之书法的评价处于节节提高的状态。在宋羊欣的《采能书人名》虽然肯定了王羲之“古今莫二”的地位，但是也提到了与王羲之齐名的庾翼。而在南齐王僧虔的书论中有张翼、康昕这样学习王羲之“几欲乱真”的书家的记载。而庾翼对于子孙学习王羲之的书法非常不满：“庾征西翼书，少时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忿，在荆州与都下书云：小儿辈乃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可见在这一时期，对于王羲之的评价建立在与其同时期人的比较之上，并且与王羲之相仿佛的书家大有人在。 　　到了梁代，对于王羲之的比较对象主要集中在张英、钟繇与王献之身上：“晋末二王称英，羲之书云：顷寻名书，钟、张信以为绝伦，其余不足存。又云：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张草犹当雁行。” “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至于绝笔章草，殊相?类，笔迹流?，婉转妍媚，乃欲过之。”而他们之间的比较则集中在艺术风格的不同：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古”与“今”，“质”与“妍”的区别：“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然优劣既微，而会美俱深，固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另一个特点是“天然”与“人工”的区别：“疑神化之所为，非人世之所学，惟张有道、钟元常、王右军其人也。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成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 　　由此可见梁代书法对于妍丽与自然是非常推崇的。在这样的时风下，王献之颇受好评：“比世皆高尚子敬。”但是在梁代书法艺术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梁武帝那里，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的比较与推崇则变得十分微妙。这在《梁武帝论钟书十二意》、《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九首》两篇书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首先，梁武帝是极为推崇钟繇的：“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而“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但是东渡之后，流传于南朝的钟繇真迹鲜少，“世论咸云：江东无复钟迹，常以叹息，比日伫望中原廊清，太丘之碑，可就摹采，今论旨云，真迹虽少，可得而推之，是犹有存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武帝对王羲之的书法加以搜集、鉴定，对于崇尚王献之的世风加以纠正，抬高了王羲之的地位：“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进退其间，则玉科显然可观，若非圣证品析，恐爱附近习之风，永遂迷矣。”虽然梁武帝的关于王羲之书法的收藏由于景侯之乱、朝代的更迭毁灭殆尽，但是“梁大同中，武帝敕周兴嗣撰千字文，使殷铁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赐八王。”这一举动促进了王羲之书法的流传，有力提高了王羲之的地位与影响。在此之后的庾肩吾、袁昂继承了这一尊大王贬小王的风气，将之延续。 　　二、唐太宗与初唐的“尊王”之风 　　唐太宗是奠定王羲之地位的关键性人物，虽然关于他尊崇王羲之的原因有其政治上的需要，但是他一系列的文化举措直接导致了初唐崇尚大王的书风。首先，在史馆编撰《晋书》时为王羲之作传论：“钟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而无曲伸；其饿隶也，则羁嬴而不放纵。……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洁，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