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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 　　提起新记《大公报》，人们讨论最多的是它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犀利言论和“四不主义”的办报主旨，甚少论及被《大公报》同仁视为报业第一要务的新闻报道。《大公报》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和高效率的报道流程，同样体现了报纸独立的舆论立场、高尚的报格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昭示了它作为一份现代专业化报纸的成熟。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公报》继承了抗日战争以来该报“文人论政，商业经营”的优良传统，奉循“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社训，力求经营独立、新闻客观、言论公允，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发展出一套相对成熟的新闻理念，与西方报业追求新闻客观、言论独立的意识互通，这正是今天所谓“新闻专业主义”(Jounalism professionalism)的基本精神。① 　　新闻专业主义19世纪末开始形成，强调传媒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的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责任。在此基础上，它还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② 　　本文试图从解放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的新闻报道切入，对它的新闻专业主义特色略作评述。 　　 　　解放战争时期《大公报》的新闻报道 　　 　　新记《大公报》的灵魂人物――张季鸾先生曾说过：“报纸生命，首在新闻。”③解放战争时期，社会动荡，各阶级之间斗争激化，使得社会每日每时涌现大量新闻；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为了适应这种变动的需要，不得不每日每时去追逐新闻。但1945年以后，国民党的党报成了国统区势力最大的报纸。它们垄断大量“政策性新闻”的新闻源，想借此树立话语霸权，却因为完全是国民党的宣传工具，在群众中不具威信。一般的商业性报纸在硬新闻上无法与党报竞争，同时，市场驱动的办报活动使它们热衷报道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等“经验性新闻”，纵使有较高的销量，却不能提供真正有用的信息，其可信度与受尊敬程度也不高。 　　《大公报》在报道取向上体现了专业主义特色，在众多报纸中脱颖而出。《大公报》的新闻报道不为满足“???府需要”，而是以“公众需要”为目标。这种“公众需要”不是简单的受众兴趣，而是基于在社会动荡时期人们需要信息以助决策而导致的对硬新闻的普遍偏好。 　　在《大公报》的新闻报道中，最具特色的是它的通讯。老报人唐振常认为，《大公报》的通讯与言论、专副刊是它广受重视与推崇的三大特色。④《大公报》在国内外都设有特派员，不仅遇到重要时事会有通讯专稿发来，就算是特派员在旅行途中，也不忘为报社写稿。解放战争的乱世，正好考验任何有担待的媒体。它们可以坚持专业的角度，将个别事件联系到大的社会结构变化，锲而不舍地为读者提供多元的报道、精辟的分析，以营造丰富的思考空间。《大公报》的新闻通讯大都是资深记者所作，文笔优美，可读性强，深得读者喜爱。与今天有所不同，它更像新闻特写或调查报告，立场、态度、感情也更加明确，而且具有较强的说理性，可以将它们视为当时“深度报道”的典范。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王芸生参加了中国赴日记者团。回国后，以《日本半月》为题写了12篇通讯，发表于3月22日至4月15日的《大公报》。这12篇通讯就像一部全面、翔实的调查报告，报道战后日本经济、政治、文化、人民生活、审判战犯、赔偿问题、华人华侨各方面的情况，将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的事实告知国人，由于美国的扶持，日本正在走着一条暗淡险峻的路，为日本的前途感到忧虑。历史证明《大公报》的确是有远见的。这一系列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在今天看来仍有史料价值。 　　 　　《大公报》的专业主义特点总结 　　 　　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在于对媒介责任与功能的认定，由此拓展开去，独立地位、服务公众、客观报道，都是该核心的外延。专业主义又是一种情境主义的理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体制条件下，对媒介的社会责任与运作规范有不同的专业化诠释。陆晔提出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提是下述三者之间的逻辑一致：市场经济的个人自主平等选择原则，民主政体的公民自由和人权原则，以及新闻业专业人格的独立与自主原则。⑤因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主要用来衡量整个新闻行业的发展程度。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完全处于一种被严重压制扭曲的畸形状态。《大公报》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却具有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衡量的专业媒体的特点，并昭示了新闻业发展的科学健康的趋势。这些特点主要有――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要求传媒人对其承担的社会角色及履行的历史使命要有一种充分自觉。施拉姆认为，一种存在于整个新闻事业的负责态度，是真正专业化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我们希望大众传播事业来完成社会改进的不可或缺的条件。⑥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国难深重，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使之视报纸为改革社会、救国救民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