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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一生我父亲陈序经 　　口述／陈其津 　　整理／曾广星 　　 　　陈序经一生中充满了矛盾：他秉持不做官的信念，拒绝做教育局长、驻外大使、教育部次长等官职，可是一生中除上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初的几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大学的行政事务；陈序经不做生意，可是为了保证岭南大学能按时发工资，他利用开学时的学费购入物资储存，需用钱时再放卖出去保值；陈序经一生倡导“全盘西化”，自己却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传统君子形象…… 　　 　　1956年夏，我从广州的大学毕业。在未去北京的工作机关报到前，父亲要我回海南岛家乡一趟，并让四妹云仙陪我一起回去，原因是我们五个子女都在外地出生长大，从未回过海南家乡。那次，我们回到文昌清澜瑶岛村时，父亲的继母仍健在。祖室是个普通的农村住宅，座落在一片椰子树林之中，进人大门有一个厅与两个房间相连，厅是祖宗厅，两边的房??是卧室。我的父亲陈序经便出生在这里。 　　 　　国学与洋文――祖父的远见 　　 　　1903年9月1日，父亲在海南文昌清澜瑶岛村出生。父亲9岁时，祖母去逝，祖父便承担了抚养、教育孩子的职责。后来，祖父去新加坡做生意，便叫人带了父亲去新加坡，在那里读完小学。祖父对父亲的教育是严格，却又充满慈爱的。当时，不论在家乡或是新加坡，只要回家，父亲大多时候都与祖父同住一房间。每天早上5点，父亲便被祖父叫起来晨读，而父亲做功课时，祖父也总是坐旁边，空闲时就给他讲故事，教导他如何做人处事。后来父亲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还常常说祖父是他最好的老师。 　　父亲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可成绩一直不好。一年多时间，《三字经》只读了四分之一，还背不下来。一次，老师对祖父说：“你这孩子实在太笨，用斧头打开脑子装书进去怕也没有用，将来最好跟你做生意。” 　　在新加坡读小学时，祖父不赞成父亲读英文，怕他“变番”(以前广东人叫外国人为“老番”)，便请老师加强父亲的中文，多读一些古书。可当父亲在新加坡读完小学，回国到广州读书时，祖父却要他找一间读外文或重视外文的学校。为此，父亲便去了广州的岭南大学附中。父亲说，岭大附中学费之贵，甲于全国，有贵族学校之称。然而祖父对学费很贵全不考虑，只是要父亲多读些英文。祖父对父亲的培养是有长远考虑的：既要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又要学好外文，有宽广的世界视野，做一个贯通中西的学问人。 　　1919年秋，父亲离开新加坡回广州时，祖父嘱咐父亲三件事：一是照顾身体，好好读书，不负逝去母亲的期望；二是切勿想在国内做官；三是切勿想回南洋做生意。 　　背负着祖父的期望，父亲在岭大附中读书时极其勤奋刻苦。为了念好英文，父亲在宿舍熄灯后，常常到厕所去接着读。仅仅8年时间，父亲就读完了中学、大学的全部课程，并取得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当中，中学仅读了2年，大学3年，硕士1年，博士2年。 　　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祖父又坚持要父亲再到欧洲去留学数年，要父亲打好做学问的基础。为了筹钱让父亲去欧洲，祖父将自己一个椰子园的股票出售一半，预备让父亲去德国2年，到法国2年，再去英国学习1年。父亲曾跟我们说尽管祖父在培养子女的开销上近乎奢侈，可自己的生活却很节俭。有次祖父和父亲从新加坡回国时，祖父只买了一张二等舱的轮船票给父亲，而他自己则坐帆船。 　　回忆起在德国的生活，父亲曾说：“我差不多每天都费十多个钟头去研究主权可分论……不但没有时间去领略邻近的有“欧洲公园”之称的瑞士风光，连人家每月一次送来的国家剧院入场券，我也抽不出空来陪我妻去听听。”由于父亲过度劳累，不幸于1931年2月得了肺病，吐血不止，在医院住院数月，不久便离开德国回国了。游学欧洲的计划也因此中止。 　　 　　西化与乡土――精神的归属 　　 　　父亲一生都在国内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事业，从没离开过大学。上世纪20年代末，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邀请父亲出任广州教育局局长，被父亲婉谢。1945年，父亲从美国讲学回国，国民政府的宋子文想请他当驻暹罗(今柬埔寨)大使，父亲坚决推辞。他并不认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观念。 　　父亲一生有很长的时间在大学任职，主持大学校务。他认为：“大学教育目的是求知，为学问而研究学问。”可是他的著作很多却是为了国计民生、国家前途。父亲曾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他一生引发了国内3次大论战。其中最为世人关注的，乃是1934年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争论，也就是关于全盘西化的争论。 　　争论始于1933年12月29日。当晚，父亲应邀在中山大学礼堂做主题为《中国文化这出路》的演讲。他说：“为中国前途计，我们要为它寻找一条出路。而出路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即“全盘西化”。演讲批评了“复古派”和“折中派”，指出这两派是没有出路的。后来，他的演讲刊登在1934年1月15日广州出版的《民国日报》上，随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