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人生旅途中那一缕芬芳.docVIP

留在人生旅途中那一缕芬芳 　　一 　　 　　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有很严重的哮喘。每次病一发作，整个人都蜷缩成一团，像只小虾米一样全身发抖，胸腔里发出巨大的嘶嘶声，拉风箱似的，似乎心肝肺都要出来。 　　那时我家里条件不好。父亲是化工厂的普通工人，身体不好，工作几经调动后被派去守仓库，一个月只能拿到三十来块钱。而母亲只是个家庭妇女，不识字，只有眼睛还好，就私底下接了厂里同事的浆洗缝补活。 　　我十多岁时哮喘已经到了要命的程度。清晨或半夜，有时甚至是天气突变的白天，那毛病说来就来，阵势之大，气的声音左邻右舍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每天看着父母为我的病忧心忡忡，我连自杀的想法都有了。 　　病一直拖了好几年，到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到了听天由命的地步。父亲借钱送我到市医院检查，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母亲日日熬夜替人家干活，收了钱一分不剩地买各种水果和营养品给我。我自然也从家里的气氛中感受到死亡的威胁，成天就捂着被子一边掉泪一边等死。 　　直到有一天，父亲的一个工友来家里看我，悄声对父亲说，这丫头的病，与其干耗，不如想点别的法，我知道有个姓江的中医，治哮喘特别神，不如你们去找他试试。 　　就因这段话，我十七八岁已经无望的生命之花，又开始有了重新绽放的希望。 　　 　　二 　　 　　那是四川边远的一个小城，父亲带着我乘船整整一天一夜，才找到江医生的家。我一直记得，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８日凌晨，天刚蒙蒙亮，晚起的雾还没完全消散，父亲牵着我的手叩开一扇蓝漆木门。 　　开门的是医生的妻子，她打量了我和父亲一下，马上招呼说，赶的早船吧，快进来快进来。说完她冲屋里喊，老江，有病人来了。 　　我捧着温热的水杯喝水的时候，江医生出来了。大概四十多岁，身姿挺拔，面容俊朗，剑眉高鼻，倒像个军人。他穿深蓝色的中山装，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枝铜色的钢笔，黑裤子黑布鞋，走路都带着风声。他看到我们打了声招呼，就说，这姑娘气管炎厉害，骨架子都变形了。 　　我父亲一听这话就流眼泪了，直往地上跪。江医生扶住他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先看看，你???担心。说完他叫过妻子，低低地咕哝了两句，就让我坐在长条木椅上伸手给他。那时候我自卑自责，甚至排斥再就医，觉得老天待我太苛刻，想这样一辈子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掉算了。江医生可能看出了我的情绪，并没问我太多关于病情的问题，只是温和地同我聊天：丫头，你多大了？念书没？家里几个兄弟姐妹？诸如此类。 　　我的拘谨慢慢消失，背着父亲，甚至还小声跟他说我不想活了，反正都是要死，死了还免得受苦免得拖累家人。江医生笑了，你这个丫头，谁说你要死了？要是自己都没信心活，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那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亮，那似乎是对弱者的嘲笑，让我一下子觉得羞愧起来。 　　这时，他的妻子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几乎一整天没吃东西的我和父亲，一边感谢一边狼吞虎咽地吃光了整碗面。 　　早饭后江医生给我开药方，说哮喘是个慢性病，要调养，这姑娘恐怕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 　　我父亲千恩万谢说要留下生活费和医药费，江医生收了药钱，生活费却都退给了我父亲。父亲走的时候说，我就这么一个姑娘，她要是能活下来，那是您给她续的命啊。 　　我就这样在一个可以说是陌生人的家里住了下来，江医生说他四十多岁了，大女儿和我同龄，便让我叫他江伯伯，叫他妻子彭妈妈，收我做了干女儿。 　　我在伯伯家一住就是大半年，这期间，我的病慢慢有了好转，和伯伯的家人也成了真正的亲人。 　　我和他们的大女儿敏敏睡一张床。早上天还没亮彭妈妈就起来，首先把我的药罐子放在煤炉子上煎药。药是一天一服，在早上煎好，浓浓的药汤用一个大白瓷钵盛着，分成三次，早、中、晚按时端给我喝。开始我还不习惯药汤的苦味，伯伯就省点肉钱买一小袋水果糖，橘子味道的，用透明的玻璃纸包着，每次喝完药就背着弟妹偷偷塞给我一颗。后来回想，那种微微苦涩以后长久的甜，总会让我记起伯伯的大手把糖塞到我手心时留下的那种温热和疼爱。 　　其实伯伯家条件并不好。他们有五个孩子，老大敏敏小时候和大弟同时出麻疹，伯伯当时被当做牛鬼蛇神关起来了，彭妈妈带着孩子还住在镇上，就只能抱着更严重的大弟跑几十里路去城里看病。而留下来的敏敏就烧糊涂了，从此脑子有点问题，什么事情也做不了，还必须有人在家里看着她。后来伯伯在医院里上班，全家的经济来源就只有他的工资，家里两个男孩都才十几岁，却要下苦力挣学费和补贴家用。 　　虽然生活那样艰难，我却在他们家得到最好的照顾。吃饭时彭妈妈总单独盛两碗饭给我和伯伯，同弟弟妹妹相比，我碗里的米饭吃着吃着就会有惊喜。白米饭下面，会埋着两片肥而不腻的梅菜扣肉，或者是两个胖乎乎的糯米丸子。油水渗进饭里，那是一种在如今无法想像的美味。开始我并不知道这是一种特殊待遇，直到最小的妹妹萍萍有一天发现我碗里的肉，睁着羡慕的